他不同上帝争吵，只同他自己争吵。

转引自霍夫曼：《弗洛伊德主义与文学思想》，王宁等译。

三联书店，1987年，第249页。

总而言之，在移情之&ot;神爱&ot;与宗教关怀及上帝之爱的相关地带，无论由于内在还是外在原因，儿童时代的卡夫卡都遭受了重大挫折，对他来说，走向具有确定形式的宗教关怀和上帝之爱，将是一件极为难能可贵的事情。

第六节　罪感：未展开的生命

卡夫卡和克尔恺郭尔之间的比较，并非我们想在这里所涉及的问题。

不过，谈到这两个人的异同，却把我们的讨论引向关于罪感的问题。

众所周知，在严重的不安和恐惧之外，深深的罪感也始终折磨着这两个人的一生。

仔细研究《致父亲的信》，可以发现，在控诉父亲让他恐惧和不安的同时，卡夫卡也不断谈及他对父亲的罪感，谈及在父亲面前&ot;孩子独有的那种内疚&ot;。

他反复谈及这样一种感受：父亲在专制、粗暴和野蛮的同时，总喜欢特别表明、暗示或强调：他一生艰苦奋斗所创造的环境和条件，是卡夫卡受惠的源泉，而他眼下的言行，都是为卡夫卡好，而且，很多时候，他还原谅或饶恕了卡夫卡，所以后者应该懂得感激。

卡夫卡专门指出，在这一点上母亲也总是与父亲配合得天衣无缝。

父母的做法总的说来是要让他感到罪有应得。

无论卡夫卡所感受到的东西是事实还是臆测，最终结果，伴随着在父亲面前的不安和恐惧，他内心深处积累起深深的羞愧、内疚和罪感。

整个《致父亲的信》中，&ot;内疚&ot;、&ot;罪&ot;、自觉&ot;龌龊&ot;和&ot;污秽&ot;、&ot;羞愧&ot;等表明罪感的陈述和用语出现之频繁，超过任何其他陈述和用语，甚至超过他用以指责父亲专制、粗暴和野蛮的陈述和用语，整封信也就在讨论&ot;有罪&ot;或&ot;无罪&ot;以及&ot;谁之罪&ot;的高潮中结束。

单是这封信本身就会让人感到，卡夫卡一生为罪感所压倒，直到致命的打击猝然降临，才振作起&ot;向死而生&ot;的勇气禀笔直书，为拯救自己的生命或良心作最后的挣扎。

事实也正是如此，在第一章第五节我们已经大略谈到卡夫卡写作这封信时的处境，后面我们还将更全面地了解到这一点。

的确，与克尔恺郭尔一样，卡夫卡的一生是被罪感所折磨的一生。

正如《致父亲的信》所表明，那深深的罪感从儿童时代植入他的身心，在&ot;向死而生&ot;的绝境中像花朵或伤口一样绽放开来，呈现在他自己睨顾不已的痛楚目光之下。

在《致父亲的信》不久之后，在几乎同样重要的《致密伦娜情书》中，在无穷无尽地讨论&ot;恐惧&ot;的同时，卡夫卡也反复谈到&ot;罪&ot;、&ot;污秽&ot;、&ot;肮脏&ot;等问题，并对罪感问题作了概括性的表述：在人与人的共同生活中事情只能如此，罪过层层堆积着，无穷无尽地排列着，遥至远古的原罪。

《卡夫卡致密伦娜情书》，第213－214页。

在他眼里，人际生活和伦理生活中充满了罪过，而且都归结于那古老的原罪。

所有的罪都被他理解为原罪。

值得指出的是，他对自己关于罪的认识显然十分自信，有一次他这样说：&ot;有时我相信，我比任何人都更理解原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