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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同上帝争吵,只同他自己争吵。
转引自霍夫曼:《弗洛伊德主义与文学思想》,王宁等译。
三联书店,1987年,第249页。
总而言之,在移情之&ot;神爱&ot;与宗教关怀及上帝之爱的相关地带,无论由于内在还是外在原因,儿童时代的卡夫卡都遭受了重大挫折,对他来说,走向具有确定形式的宗教关怀和上帝之爱,将是一件极为难能可贵的事情。
第六节 罪感:未展开的生命
卡夫卡和克尔恺郭尔之间的比较,并非我们想在这里所涉及的问题。
不过,谈到这两个人的异同,却把我们的讨论引向关于罪感的问题。
众所周知,在严重的不安和恐惧之外,深深的罪感也始终折磨着这两个人的一生。
仔细研究《致父亲的信》,可以发现,在控诉父亲让他恐惧和不安的同时,卡夫卡也不断谈及他对父亲的罪感,谈及在父亲面前&ot;孩子独有的那种内疚&ot;。
他反复谈及这样一种感受:父亲在专制、粗暴和野蛮的同时,总喜欢特别表明、暗示或强调:他一生艰苦奋斗所创造的环境和条件,是卡夫卡受惠的源泉,而他眼下的言行,都是为卡夫卡好,而且,很多时候,他还原谅或饶恕了卡夫卡,所以后者应该懂得感激。
卡夫卡专门指出,在这一点上母亲也总是与父亲配合得天衣无缝。
父母的做法总的说来是要让他感到罪有应得。
无论卡夫卡所感受到的东西是事实还是臆测,最终结果,伴随着在父亲面前的不安和恐惧,他内心深处积累起深深的羞愧、内疚和罪感。
整个《致父亲的信》中,&ot;内疚&ot;、&ot;罪&ot;、自觉&ot;龌龊&ot;和&ot;污秽&ot;、&ot;羞愧&ot;等表明罪感的陈述和用语出现之频繁,超过任何其他陈述和用语,甚至超过他用以指责父亲专制、粗暴和野蛮的陈述和用语,整封信也就在讨论&ot;有罪&ot;或&ot;无罪&ot;以及&ot;谁之罪&ot;的高潮中结束。
单是这封信本身就会让人感到,卡夫卡一生为罪感所压倒,直到致命的打击猝然降临,才振作起&ot;向死而生&ot;的勇气禀笔直书,为拯救自己的生命或良心作最后的挣扎。
事实也正是如此,在第一章第五节我们已经大略谈到卡夫卡写作这封信时的处境,后面我们还将更全面地了解到这一点。
的确,与克尔恺郭尔一样,卡夫卡的一生是被罪感所折磨的一生。
正如《致父亲的信》所表明,那深深的罪感从儿童时代植入他的身心,在&ot;向死而生&ot;的绝境中像花朵或伤口一样绽放开来,呈现在他自己睨顾不已的痛楚目光之下。
在《致父亲的信》不久之后,在几乎同样重要的《致密伦娜情书》中,在无穷无尽地讨论&ot;恐惧&ot;的同时,卡夫卡也反复谈到&ot;罪&ot;、&ot;污秽&ot;、&ot;肮脏&ot;等问题,并对罪感问题作了概括性的表述:在人与人的共同生活中事情只能如此,罪过层层堆积着,无穷无尽地排列着,遥至远古的原罪。
《卡夫卡致密伦娜情书》,第213-214页。
在他眼里,人际生活和伦理生活中充满了罪过,而且都归结于那古老的原罪。
所有的罪都被他理解为原罪。
值得指出的是,他对自己关于罪的认识显然十分自信,有一次他这样说:&ot;有时我相信,我比任何人都更理解原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