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澡水真的还没冷，因此她的身体大概还没僵硬和冷却下来。

不知什么时候，维托德又奔上楼来，接替基蒂的工作。

斯卡拉特看上去很可怕，不过幸运的是，我用不着去看她了。

我知道，哪怕再努力，一切都已经徒劳。

不一会儿，就传来了救护车的警铃声。

两名红十字会助手和一名医生，带着担架、氧气装置、注射设备和医生手提包，飞快地冲进了房间。

不过，医生稍作检查之后就吩咐将死者送到救护车上去。

她被安放在担架上，被迅速绑住，又以不可置信的速度被带到救护车上。

那儿的车门被关上了，医生开始对她实施心肺复苏术。

我们默不出声地站立着，看不到车里发生的事，不过我们感觉救护车现在肯定要在鸣笛声中开走了。

只有我知道，人死了无法复活，他已经无能为力了。

可与此同时，一旦想到成功复活的后果时，我吓得所有骨头格格打战。

一刻钟之后，医生带着严肃的神情走出车来，从他的脸部表情可以看出他想说什么。

他用法语问，他该和谁说话。

维托德解释，恩斯特&iddot;施罗德是遇难者的丈夫，可遗憾的是，他几乎不会说法语。

尽管如此，医生还是转向恩斯特，吃力地用德语说道：&ldo;很抱歉，我的先生，我们已经尽力了。

&rdo;

他转身对着维托德，说道，他还有几个问题要问。

我们谁都没有穿上正儿八经的衣服。

我穿的是运动衣，基蒂穿的是睡衣，维托德仅仅穿着睡裤，恩斯特穿着浴衣。

我们走进屋子。

基蒂跑到楼上，给维托德拿了一件外套。

我跟在她后面走进房间，重新从行李箱里拿出旅馆里的那条湿毛巾，将它扔到洗澡间的一个角落里，把电卷棒卷到脏衣服里，重新藏到行李箱的最下面。

然后我迅速地穿好衣服，重新向其他人那里走去。

我在走廊上发现了那只保险丝盒。

我用手绢打开盒子，将跳掉的保险丝重新合上。

医生问，帕梅拉是否有心脏病，或者是否得过另外一种慢性病，此外，她是否定期服药。

令我吃惊的是，恩斯特说，他的妻子得的是一种天生的心脏瓣膜病，但这种病不需要治疗。

不过她尽力减少身体负荷，比如费力的徒步旅行。

但是，除了一些小毛小病之外，她基本上从不生病。

医生一一记下了，维托德在来来回回地做翻译。

最后，医生说，因为死者不是他的病人，她的死因目前难以确定。

他无法开具死亡证明，而是必须安排尸检，并将按照惯例请警方参与。

他终于告辞了，不过在此之前，他问是否还要给恩斯特打一针镇静剂。

维托德解释说，那位先生本人就是药剂师，知道自己该使用哪些药物。

听到&ldo;药剂师&rdo;三个字时，这位法国医生竖起了眉毛，以批判的目光审视着恩斯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