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李翰祥来往最多是在一九六九年，我们经常一起吃饭、打牌（我打牌十打九赢，那

时候也变成了我谋生收入的一部分）；那一年刘家昌自费拍“四男五女”

，要找一位有汽车

的大亨形式上来支持他，做制片人。

可是找不到，一九六九年有私人汽车的人还很少。

他看

到我有汽车，就找我去冒充，我开出条件，他同意了，我就做了制片人（后来新闻局认为李

敖介入这部电影，这部电影一定有问题，乃予查禁）。

那年五月十一日，我看刘家昌拍片回来，在刘维斌家晚饭，李翰祥、高阳等在座。

李翰

祥拿了高阳代拟的一篇启事给我看，是说联邦公司怎样欺负他的，害得他事业做垮。

他请我

表示意见。

我说高阳有他文字上的功力，但这篇启事写得不好，没力量。

李翰祥当场请我重

写一篇，刘维斌、高阳等也赞成，我就答应了。

第二天，我就写好了，李翰祥看了大喜，立

刻送到各报；五月十三日的报上，就登了全文。

发表后，李翰祥得到许多人的谅解与同情，

他对我的交情，也自然加深，但我对和中国影剧圈的人做朋友，从不高估。

因为中国影剧圈

的人，出身的传统背景是戏子。

俗话说“婊子无情，戏子无义”

，戏子是很人情凉薄的，这

种凉薄，也不能苛责他们，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权贵的弄臣，他们虽然被人喜欢，可是社会地

位很畸形，在清朝时候，戏子见了婊子是要请安的，这些人的地位，也就可想而知。

后来的

影剧圈的人，虽然力争上游，但是传统背景的惯性还是不自觉的，他们的心态，还是可怜而

畸形的，他们在自炫与竞争上，有职业性的敏感，这种敏感，使他们变得极度现实而虚诈，

所谓“戏子无义”

，也就因此而生。

不过以前的戏子，比今天影剧圈的人来，还规矩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