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人虽多，但是真正与他有渊源有交往的，恐怕百不得一。

我生在一九年，胡适大我四

十四岁，跟小他四十四岁的青年朋友“忘年交”

，我是惟一的一个。

自我以下，不但赶不上

和他有渊源有交往，甚至连见过他的人也不多了。

——他毕竟是老去的五四人物了，距离我

们大远了。

我初见胡适在一九五二年，那时我是台中一中的学生，跟他只匆匆说过几句话；七年

后，一九五九年，他约我单独大聊了一阵，那时我是合大学生。

后来又见过几次面，通了几

次信。

一九六一年我进台大研究所，他得知我穷得裤子进了当铺，特别限时信寄来一，千

元，并写给我说：“……过了十月十日，你来玩玩，好不好？现在送上壹仟元的支票一张，

是给你‘赎当’救急的。

你千万不要推辞，正如同你送我许多不易得来的书，我从来不推辞

一样……”

从这点上，就看出胡适的细心处，他一方面雪中送炭，一方面又使你有理由消受

这一炭。

这种细心，在二十二天后的另一封来信里，再度表现出来。

在这封信里，所写的内

容，如被邮局检查到，会给我带来麻烦，因此他不邮寄，而在信封上写了“敬乞姚从吾先生

便交李敖先生”

字样，由姚从吾老师“偷偷”

转给我。

胡适是我父亲在北京大学时的老师，并不是我的老师，但他跟我说，他完全不记得我父

亲这个学生了，这是我父亲在北大成绩并不出色的缘故。

胡适的学生姚从吾是我老师，姚从

吾写信给人说，胡先生待李敖如罗尔纲。

罗尔纲是胡适贴身的出色徒弟，身在大陆。

胡适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