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的侨胞们所经历的差别待遇与压力是无法言喻的，在无法言喻的苦难当中，只要祖国有难，在日侨胞们仍然会毫不犹豫地出手相助。

当我们极力摆脱穷困的时候，他们为了祖国的发展，将过去辛苦存下来的财产积蓄毫不吝啬地贡献给祖国。

1970年代，在日侨胞援助祖国的金额，甚至超过其他所有外国人支助的资金总额。

不仅如此，1988年为了成功举办首尔奥林匹克运动会，民间团体与妇女会还开展募款运动，寄来了巨款。

当遭遇199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在日侨胞们也再次同心协力为祖国作贡献。

2006年3月我前往日本东京驻日大使馆拜访，大使馆设立于东京中心，占地面积很大，听说这是1960年代我国同胞们将私有土地捐赠出来盖建的大使馆。

当我听到这件事时不禁有些哽咽，不仅仅是大使馆，日本当地大部分的领事馆也都是由当地的侨胞们捐赠土地或建筑物建成的。

我想世界各国应该没有一个国家的侨胞会将自己的私有财产捐赠，用来盖建大使馆或领事馆，这让我感受到侨胞们对贫穷祖国所表现的热爱与疼惜。

在日本，至今仍旧有着持有我国国籍而备受差别待遇却坚强勇敢生活下去的第二、第三代侨胞。

即便在公职上有着升迁的差别待遇，且无法拥有参政权，但他们依然没有放弃韩国国籍。

我的感受只有感激两个字能够形容，现在应该是祖国对在日同胞们回报的时候了。

我到日本访问时，最顾虑的事情之一就是侨胞们的参政权问题。

在前往日本访问之前，由大国家党倡议国会通过了&ldo;促进赋予在日韩国人与朝鲜族人地方参政权之决议案&rdo;。

每当我与安倍晋三官防长官和麻生太郎外相等相关人士会面时，都会提及要求协助保障在日侨胞们地方参政权的事情。

麻生太郎外相说道：&ldo;若同意了地方参政权，我担心日后会演变成要求总选参政权。

&rdo;但我回应道：&ldo;韩国已让外籍人士享有地方参政权，若同意在日侨胞拥有地方参政权的话，相信我国人民也会对日本提高好感度，将具有历史性的意义。

&rdo;强烈要求日本政府能回心转意。

外相则回答：&ldo;我会慎重考虑。

&rdo;只可惜，至今参政权问题仍没有一个结论，但是为了在日侨胞们的权益，未来我依然会竭尽所能地进行协助。

当祖国有困难之际，还有着另外一群为国牺牲的同胞们，他们就是在德同胞。

1960年代初期，许多韩籍矿工与护士被派遣至西德工作。

当时我国是全世界最穷的国家，一些同胞们为了摆脱贫困，以矿工身份被派遣至遥远的德国，必须在摄氏四十度的高温下作业，每天吸进大量碳粉。

被派遣的护士们则在语言不通的医院中辛苦地工作。

当时我们以这些矿工与护士的薪水为担保，向德国政府借款兴建了京釜高速公路。

1967年我国出口总额的百分之三十六都由派德的矿工们赚取，他们的付出与牺牲，奠定了我国经济的基础。

听说在矿场工作的同胞们下降至地下一千米时，会用德语说&ldo;gckauf!&rdo;来相互问候。

此话意为&ldo;平安回到地面再相见&rdo;，可想而知对于在德同胞们来说，他们每天都在性命堪忧的环境下工作。

2006年9月，我到德国访问时终于有机会与他们见面。

还记得1964年父母到德国与派德矿工、护士们见面时哭成一团的新闻，我通过电视新闻一边收看一边流泪，至今仍旧印象深刻。

我穿着韩服，走进与同胞们聚会的场所。

现今这些在德侨胞的样子，与之前父母来访时截然不同，所有人看起来都很舒适安定。

他们以矿工和护士的经历为基础，实现了当歌星、医生和教授等梦想，如今在德国社会已有一席之地。

曾经是护士的那些人都已退休隐居，但为了能与我见上一面，他们从多特蒙德搭车两至三小时赶到法兰克福的聚会地点。

他们回想着1964年与我父母见面时的情景，有人掉下了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