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位是神经外科的主任，有人建议在他那里疏通一下，请他批准同意母亲转往天坛医院手术治疗，这样我们也许能够报销在天坛医院的开销。

那笔医药费毕竟数字不小，若争取一下能够报销何乐不为？

不敢跑得太远，怕误了来接我去赴宴的汽车。

只好在附近两三家商店之间跑来跑去的比较。

太贵的负担不起，太差的又怕对不起人家。

最后买了七百多块钱的礼物，心里还觉得不够分量。

外科主任收下了礼物。

可我却是在妈去世很久以后，才去找他谈转院治疗的事。

他拒绝签字同意母亲转往天坛医院手术治疗。

我认为这很正常。

试想，他一再对我强调做过四百多例垂体瘤的切除手术，而我还是自费到天坛医院做了这个手术，做完之后还要来找他想办法报销，这不是太过份、太让了下不来台，甚至是对他的侮辱吗，我竟然采纳这种意见，不是太不应该了吗？

他还暗示，如果由他来做这个手术，妈也许不会亡故。

我没有向他解释，妈去世并不是因为手术。

他拒绝签字倒成全了我为妈尽的最后这点心意。

不过就是妈再活一次。

再做一次手术，我还是不会找她、不会在妈的合同医院做这个手术。

妈的病，不正是合同医院误的诊吗？将近二十年的时间、眼睛已渐失明、白翳始终遮不住眼球的情况下，眼科主任还坚持是“白内障”

，而不考虑脑子里可能长了压迫视神经的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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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我又趁有车之便到韩美林那里去取别人带给我的东西。

最后才到午宴上去。

这个安排妈是知道的，但她突然急迫地想要知道我在哪里、我是否安全，非让小阿姨马上给我打电话不可。

是否就在那一天，我便身染大病。

爱我比爱自己生命更甚的妈一定感应到了，否则她不会突生这样的奇想。

小阿姨往哪打？何况她们根本不知道我在哪家旅馆吃饭。

就是知道我在哪家旅馆吃饭，那么大的旅馆，我到底在哪一层、哪家字号？

为了安抚妈，明知我不在家小阿姨也往家里打了电话，家里当然没人接。

妈又让她往我机关打，说机关一定知道我在什么旅馆吃饭。

可是小阿姨不知道机关的电话，妈知道，但妈也没有随身带着我机关的电话号码。

她就叫护士帮助查找。

护士的服务态度不错，在电话号码簿上给妈查到了。

小阿姨拿着机关的电话号码正要去打电话，我就到了。

一进病房，就见妈双目眦裂，满眼是大难临头的张惶。

小阿姨见了我，如释重负地说：“来了，来了。

张阿姨来了。”

这时妈又心慌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