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还因为那时的护士比现在负责，医院也不兴陪住。

我只带着三岁的女儿，有数地几次到医院去看望妈。

不但没有给妈送过什么可口的饭菜、水果，甜点，反倒在医院里吃她给我们订的病号饭。

我们趴在病房的椅子上，呼哧、呼哧，吃得很香。

我一直记得那顿病号饭，鸡蛋、木耳、黄花、肉片，雪白的富强粉打卤面。

那时候，连这样一般的饭，我们都觉得好吃得不得了。

而一九八七年我又到欧洲去了，一去就是五个月。

回国当天，我就发现妈的脸色黄如表纸，隔壁邻居是位大夫，她悄悄告诉我她的怀疑，根据母亲的脸色，她分析可能得了胰腺癌。

马上带妈去看医生。

那时我们和西苑大旅社只有一墙之隔，可是怎么也叫不到出租汽车。

他们不是说刚刚下了晚班，就是刚刚上班工作还没有派定。

想不到偌大的北京，就是找不到一辆可以把妈拉到医院去的汽车。

我又不会蹬三轮，就是会蹬，又上哪儿去找一辆三轮板车？人一到急眼的时候，就急出了机灵，我拦住一辆出租车，开口就对他说：“我付给你外汇。”

这才叫到了车。

为了感谢这位终于把母亲拉到医院的司机，我没有让他找回那张超过几倍车费的外汇。

北大医院著名的b超专家陈敏华大夫亲自给母亲做的b超，排除了胰腺癌的可能，但她准确无误地告诉我，母亲患了黄胆性肝炎。

我赶紧把母亲送进她的合同医院，这一年她七十六岁，我五十岁。

到了五十岁我才懂得如何多爱一点自己的妈。

我正准备在她生病期间，陪她一起住进医院，以便好好照顾她的时候，又因为她生的是传染病，医院不让陪床。

只好丢下母亲一人住在传染病房，但我每天都去看她，送些有营养的汤水、菜肴。

在我有了稿费收入以后，这已经算不了什么，倒是每天要医院为她换洗内裤才是我对她的挚爱。

别的衣服都可让阿姨代劳，但妈的内裤得由我亲自动手，因为粪便、体液是传染黄胆性肝炎的一个重要途径，当然不能推给阿姨。

我想都没想过给母亲换洗内裤可能会传染上黄胆性肝炎，我只想要母亲感受身上清清爽爽、舒舒服服。

她不让人这么做，可她管不了我。

做完这些，我们就静静地谈一会儿话。

我从她那再无所求的脸上看到，何为心满意足。

而这点满足，也只在她生病的时候才能得到。

我甚至想，妈为此可能还希望自己生病。

就在一九九一年最后这场病中，她还是心满意足地说：“你看，我每次生病你都恰好赶了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