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鼓励这些外国记者到延安去亲眼看一看。

董必武说:&ldo;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没有根本性的争论，因为我们同样赞成孙逸仙的三民主义的基本思想，三民主义要求中国各政党都能促进民族独立，建立民主立宪的政府，诚心诚意努力改善人民生活。

自1937年战争爆发后，共产党所做的事没有一件是违反三民主义的。

如果你们到当地去调查，你们就可以亲眼看到。

&rdo;

几位记者分别撰写了有关这次采访的报道。

但是，所有的稿子都被国民党中宣部的新闻检察官扣压了。

外国记者们决定采取行动。

斯坦回忆说:

1944年2月的某天下午，我们六人在记者公寓的房间里，联名写了一封致国民党蒋介石委员长的信，要求他让我们去延安。

记者们都在这封信上签了名，外国记者俱乐部主席阿特金森准备在下次记者招待会上将此信递交国民党的中宣部长。

每周一次的中外记者招待会，照例在星期三下午举行。

地点在位于记者公寓附近的中宣部礼堂。

每到这个时候，礼堂里就挤满了人。

差不多总有一百余人坐在一张铺有桌布的长桌子旁边的凳子上，等候政府发言人的到来。

前来参加记者招待会的，除了十几个外国记者，还有来自英、美、苏联、荷兰和其他各国大使馆的观察员，有中国官方通讯社和一些重庆报纸懂英语的记者，以及一大群记录员、新闻检查官、政府各机关派来的观察员等。

另外，还有三十几个男女学生，他们来自中宣部下属的新闻学校，来现场观摩和考察。

政府方面出席招待会并负责答记者问的官员，一般是宣传部长梁寒操、外交部副部长吴国桢。

斯坦后来回忆说，在当时的重庆，随着局势的发展，每周一次的记者招待会，不再是外国记者和官方之间的例会，而成为在中国的外国记者们，利用他们的特殊地位和身份，在招待会上与国民党官员针锋相对的交锋，这被他称为&ldo;现代历史舞台上的戏剧性表演&rdo;。

他说中国的有些自由派人士若有所思地把这样的记者招待会叫做&ldo;我们惟一的国会的替身&rdo;。

2月22日，这一天，外国记者们有备而来。

又一场舌战开始。

率先提问的是白修德。

就是他，1939年刚到重庆时还曾任国民党中宣部的国际新闻处的顾问，负责编写政府需要的新闻。

如今，他站在了记者的立场上。

白修德问:部长先生可否告诉我，对共产党地区的封锁是否仍在继续?

梁寒操却反问:你讲的&ldo;封锁&rdo;是指什么?你从哪里知道有关封锁的消息?这消息是从哪儿传来的?

提问的白修德成了回答者:自1939年以来，我曾到过西安四五次，在那里，我被告知，不可能从西安到延安去，也不可能运去医药物资，军事物资也不能运送……这就是我讲的&ldo;封锁&rdo;。

商量好采取集体行动的记者们，与梁寒操、吴国桢展开了交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