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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第2页）

在北京，伊罗生与中国的重要托派领袖刘仁静关系密切，由刘担任他的翻译。

随后，伊罗生夫妇前往欧洲，在挪威拜访流亡中的托洛茨基，并由托洛茨基为伊罗生的专著《中国革命的悲剧》一书作序。

可以说，伊罗生尽管不是一名共产党员，但却相当深地卷入了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矛盾斗争之中。

从他的态度和经历来看，在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把他视为不可原谅的托派分子，也是顺理成章的。

但宋庆龄与伊罗生却有着密切友谊。

是她积极支持伊罗生创办《中国论坛》，吸引伊罗生参加她所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工作。

伊罗生在上海结婚时，宋庆龄还亲自赠送礼物。

伊罗生后来在回忆录中甚至这么说:&ldo;我二十一岁，正处在渴望引导、容易受到感染影响的年龄;她大约四十岁，作为一个女人、一个人，也正是最具感染力的时候。

因为她的美丽、她的勇气、她在正义事业中的领袖形象，我就像一位心灵纯洁的年轻骑士一样爱她。

&rdo;

当伊罗生最终与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关系破裂，决定离开上海时，他前去与宋庆龄告别。

我最后一次到莫里哀路二十九号去看她，与她告别。

她又一次听我解释我为什么采取这样的行动，以及为什么我和她一起做的工作到此结束。

如过去一样，她难过而关切地听我叙说。

当我在门口与她分手时，她最后的话是提醒我要小心。

我想她说的是要小心国民党的暗杀。

但她说不是，她要说的是我们的共产党朋友。

我迟疑地看着她。

&ldo;不错。

&rdo;孙夫人重复说，&ldo;注意安全。

你不了解这些人。

他们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rdo;

宋庆龄的这段话，显然表明当时她对执行斯大林路线的中共地下组织有一定反感与忧虑，虽然在反对国民党独裁政权的斗争中她与共产党站在同一战线上。

抗战期间，伊罗生曾作为记者再度来到中国，在重庆与宋庆龄重逢。

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曾被视为托派同情者的伊罗生，一直未能有机会重访中国。

这一状况的改变是在&ldo;文革&rdo;结束之后，邀请他访问的仍是宋庆龄。

经过一番周折，伊罗生1980年来到中国，与宋庆龄等一些当年的老朋友重逢。

回国后，1985年他出版了《重访中国》（re_enunterscha）一书，着重介绍了他的一些老朋友宋庆龄、刘尊棋、丁玲等在&ldo;文革&rdo;中的遭遇和近况。

在《宋庆龄》一章中，伊罗生回忆了他与宋庆龄在三十年代的友谊，还记录了他在半个世纪之后与宋庆龄最后见面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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