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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戴维斯眼中的五卅惨案现场并不十分壮观。
游行的人群在发生枪杀事件后,显得慌乱起来。
他这样说道:&ldo;我未受阻拦,是因为那时候群众已只剩下了一些旁观者。
积极分子不是被枪杀,就是被驱散了。
群众没有觉醒到要采取行动冲出去或者慷慨就义的程度。
他们呆若木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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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美国人此时不在上海,但却在北京目睹了随后引发的全国性示威活动。
他便是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罗斯福总统派来担任蒋介石私人政治顾问的欧文&iddot;拉铁摩尔。
拉铁摩尔虽然出生在美国,父母也不是传教士,但和戴维斯的经历相似的是在他也很小时就生活在中国。
1900年,正是义和团运动爆发之时,不满周岁的他跟随在中国任教的父母来到中国。
他的童年在上海、保定度过,十二岁时他前往英国读书,十九岁时又回到中国,一方面在天津的商行工作,一方面开始他研究和考察中亚地域的学术生涯。
他回忆了当年在北京看到的这场运动:
1925年上海五卅运动时,我正在北京访问。
关于这个事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它起源于日本工厂里的劳资纠纷,但后来工人及其支持者们将运动扩展到上海公共租界,巡警朝他们开枪。
巡警常常被说成似乎是英国警察,但他们主要是在英国警官指挥下效职的锡克人和华人。
那时华人视英国人为主要的帝国主义者,因此枪击引起的义愤主要针对英国人。
在访问北京期间,我发现许多美国人不是显示帝国主义者一致反对革命学生,而是在他们的人力车上插上小块美国国旗,似乎是说&ldo;我不是英国人&rdo;。
拉铁摩尔自称他对政治不感兴趣,但中国发生的革命不能不吸引他的注意。
他写道,当时北方的英文报纸《京津泰晤士报》认为这些游行示威者,是&ldo;由自认为是革命者的幼稚的学生组织起来的无知的工人&rdo;,但他觉得这是站在英国人立场上的看法。
他这样认为:&ldo;年轻的中国知识分子对枪击感到暴怒是自然的;但是,从我在中国度过的童年和经商的经历中,我想自己的基本立场是:他们政治上不胜任,只是冲来冲去大叫大嚷他们不懂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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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外国人,对正在发生的一切自然会有不同看法,但有一点他们是无法回避的,这就是五卅运动在改变着中国历史。
戴维斯看到了因五卅惨案而被激发出来的民族主义与革命的结合。
他写道:
强有力的政治运动正在酝酿之中。
在上海的为数不多的共产党人‐‐总共约二百人‐‐和其他积极分子在煽动郁积心底的仇外的怒火。
&ldo;五卅&rdo;变成了一个口号,遇难者都成了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