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国会来说，参众两院会场内都有旁听席，会场外有舒适的休息大厅（lobby）。

游说人员在辩论表决提案期间，就在那里静听和观察，并不时给议员写条子、传话，或者请他们到大厅中间交头接耳、密商对策。

美国参众两院的议员多数时间都被lobby的人包围着，美国的公私机构、各行各业都以重金雇佣自己的游说人，而这些游说人多半是落选议员或者退休官员。

他们今天在朝、明天在野、出入官场、走动衙门，对政府的运作一清二楚，活动无孔不入。

哪一行哪一业最有钱，就可以高价请到法力最大的游说人。

不但美国国内如此，外国的公私机构、各行各业为了本身的利益争取对美关系，也不惜工本在美国进行游说，和美国关系最密切的国家，在美国的游说工作也做得最普遍深入。

以日本为例，不但日本政府、在野党派、各大企业甚至是不同牌子的产品，都各自有其专用的游说代表。

近年来美日交往贸易规模更大、问题更多、仅靠游说已经不能应付，他们就更上一层楼，登堂入室，干脆用重金聘用他们所要游说的政府机构中直接管理贸易的或者是退休的官员作为他们拿薪水的职员或者是顾问，日本对美贸易顺差最大，其所以未造成危机、未导致破裂，原因无他，游说之功也。

承办游说的都是大律师、公关公司，顾客根据自己的需要和这些公司订合同，报酬都是上百万上千万的。

比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就有一个顾问公司，代表美国很多大公司对华贸易。

他只接受25家大公司作顾问，这25家大公司只有给他打电话的权力，如果要解决问题，还要另外算钱。

他最大的顾客就是a≈g，所以他每次来中国坐的就是a≈g老板的私人飞机。

所有的美国参众议员都是今天在朝，明天在野，在野就是做游说工作，不但游说，而且参与各种各样的公关广告工作。

最可笑的一个事情是共和党的参院领袖，也就是上一次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bobdove，很郑重的为伟哥做广告。

对美国做游说的最成功的国家是以色列，为以色列做游说的不止是个人、公司，而是一个组织严密、步调一致、声音和谐的交响乐团，其中包括政府、议会、大企业家、大新闻机构、学术宗教团体、更重要的是，所有具有犹太血统的美国选民，是一个无所不包、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巨大政治力量，其游说活动几乎是所向无敌。

他们许多年来只遭遇过一次小小的挫折，就是未能阻止美国售于沙特阿拉伯新型侦察机，原因是沙特用大把的石油美元聘用了曾经担任美国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多年的富布赖特作为他们的游说人。

从历史上来说，国民党对美游说也不亚于以色列，国民党对美的游说有两个目的，一是援蒋，一是反共。

援蒋的游说主将是蒋介石的枕边人宋美龄，反共的主将是美国的&ldo;百万人委员会&rdo;，这个&ldo;百万人委员会&rdo;不是现在的&ldo;百万人委员会&rdo;，它搜集了美国反共的军人、政客、宗教领袖，是一个很大的团体。

此外，在中国解放后，美国有一个很大的反共组织叫&ldo;约翰伯奇协会&rdo;。

它整个反共的活动就像传基督教一样普遍。

中国解放以后，国民党在美的发言人是当时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参议院诺兰，中美建交以后替台湾说话的主要人物是共和党保守派的祖师爷、参议院戈德华特，就是戈德华特创立了台湾关系法，危害无穷。

除了游说以外，台湾还有计划的调查每一个参议员所代表的州的经济情况，台湾用大笔的美金到这个州去做政治采购。

1990年，我到台湾去，见到当时的国民党外交部长钱复，他是耶鲁大学的phd，我就问他，当中美建交以后，你留在美国处境一定很难堪，等于在美国做小媳妇，你这个日子是怎么过的。

他说我当时只注意两件事，一件事是专门和那些台湾关系法有关系的参众两院议员联络，不断提醒他们台湾关系法的重要性。

另一件事情就是他和蒋经国商量好，所有派到美国的台湾商务文化代表都可以直接和蒋经国汇报工作，蒋经国可以直接给他们打气。

这样维持了士气，也维持了台湾关系法。

今天在美国的国会议员，记得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议员没有几个，但是就是因为台湾不断的宣传台湾关系法，他们对台湾关系法了解的非常清楚。

我们的三个联合公报在美国国会是一个差不多被人遗忘的东西。

在美国国内游说最成功的是美国的枪支协会。

美国国内枪支自由买卖，外国人很难理解，为什么美国国会无法取消枪支的自由买卖立法，是有历史原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