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国政府规定境外媒体不能从中国大陆直接聘请记者，因此我们现在设在中国的机构里没有来自中国大陆的记者，如果可能的话我们是很愿意聘请来自大陆的记者的。

我们在中国的这些记者都来自美国或英国，新近到广州的一个记者原来是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的，他当上记者后前几个星期一开始是在江西采访鞭炮爆炸事件，他采访的是当地村民、老百姓，并根据他们提供的材料写新闻，因此惹恼了当地的官员。

但我认为作记者就该这样才行。

我们在华盛顿、新加坡和雅加达都有专职工作人员，我们很快还会增加在东京和台北设通讯员，我们还将在广州增加一个记者，在上海增加一个财经记者，在北京也还要增加一个记者。

我们报道中国是报道她的复杂性和她的变化。

因此我们希望我们的读者在读了一段时间我们的报纸后，比如讲6个月就能得到关于中国的比较完整的信息，会对中国有一个比较准确的认识。

我们也非常关心中国政府的关于腐败的报道。

我们不仅仅关心什么地方发生了腐败，关键是要讲为什么发生腐败，这个腐败是怎么发生的。

我们还大量报道财经新闻和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加入wto的种种努力，我们认为中国加入wto是不可避免的。

下个月，也就是5月份我们将作一个有关中国开发西部的报道。

香港将于5月份向中国西部派出一个由150名企业家组成的代表团考察西部。

我们《南华早报》将先期派出采访组到这些地方采访并发回一系列报道，作为投资的参考。

我们认为从全世界来看，财经报道是新闻的生长点。

它反映了全球化的整个进程，它反映了资金流、人流、物流的走向。

这也是我从前服务的《华尔街日报》能成为全美发行量最大的报纸的原因。

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在美国，《华盛顿邮报》离开华盛顿就买不到了，《纽约时报》只在纽约和华盛顿及其他地方的一些大学里能买到，只有《华尔街日报》美国每一个村镇都能买到。

原因是每一个村镇都有人买股票。

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制片人：你们如何报道中国的腐败问题，你们觉得美国和中国的腐败问题有什么区别?中国的腐败问题怎么能解决?

罗伯特：如果我知道如何解决腐败问题，我就是朱　基了。

中国的情形和其他亚洲发展中国家相似。

我不是说美国就没有腐败，美国也有很多记者在揭发各种各样的腐败，有的还因此获得新闻奖。

如果一个社会处于事事都得经过政府批准的机制下，尤其是经济活动，就容易导致腐败。

每一次申请政府批准的程序都是产生腐败的机会，例如，我曾经和上海的房地产发展商聊过，他正在经营一个很大的项目，他说如果他对原先的计划作任何改动，都必须要得到46个不同部门的批准，如果项目的资金超过一定的数额，还要到北京来申请政府许可，那就不止46个部门了。

从上海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到腐败的潜在机会有多少?经济学上把这种人叫做&ldo;寻租者&rdo;，他们出租自己的许可权。

在美国这种潜在的机会是不存在的，因为官僚体制的规模没有这么大，人们不必为了这些事如此频繁地申请政府许可。

像福建远华案这样的走私案在美国是不可能发生的。

另外，美国的新闻体制也起了防止腐败的作用。

美国政府的透明度比较高，并且新闻界随时在监督着政府活动。

立法机构也很重视舆论的反映。

在美国犯下这种罪行是很难逃脱的。

我并不了解你们政府在反腐败方面的效率，朱总理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工夫，处理了很多大案要案，但是这个问题短期内能不能解决，这个体制能不能改变还很难说。

随着中国加入wto进一步走向全球化、法制的健全、采用国际标准将有助于腐败问题的解决。

我们对中国腐败问题的报道有几种不同方式，一是根据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二是派记者到福建等地实地采访，采访当地市民官员等，但是往往被官员拒绝。

当然，记者要在各种传言中做出选择，把大量的谣言淘汰掉。

我们的记者会到一些偏远的城镇，做一些长篇的现实性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