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生们是怎样做的呢？他们利用了我给予他们的规划工具，把期限分别放到了学期中的各个阶段。

这样当然很好，这说明他们认识到自己拖沓的毛病，而且有机会的话也希望能有效地控制自己‐‐但是主要问题是，这种工具是否真能帮助他们取得较好成绩。

为了找到答案，我们还必须在其他班里用不同设计做同类实验，并且最后拿论文成绩进行对比。

我已经让古列夫所在班级的同学自己选择交卷期限，我到其他两个班‐‐和他们约定了完全不同的条件。

在第二个班，我告诉他们，我对交卷不设其他期限，他们只要到学期最后一节课结束时交上三篇论文即可。

他们也可以早交，但当然了，早交也不会加分。

我预料他们会非常高兴：我给了他们弹性期限和完全的选择自由。

不仅如此，他们还不会因为前面哪篇论文迟交受罚，所以完全没有风险。

第三个班得到的是可以称之为&ldo;专制&rdo;的待遇：我给三篇论文都规定了交卷期限，分别定在第四周、第八周和第十二周。

这是&ldo;齐步走&rdo;命令，他们完全没有弹性或选择的余地。

这三个班，你们预料哪一个班的期末的成绩会最好？是古列夫那个班吗？他们享有一定的弹性。

或者第二个班？只有最后期限，享有完全的弹性。

还是第三个班？强制性的期限，因而完全没有弹性。

成绩最好的会是哪个班呢？同时，你们预料哪个班成绩会最差呢？

学期结束，负责这几个班的教学助理何塞？席尔瓦（他本人是研究拖沓恶习的专家，现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评卷后把论文发还给学生们，我们可以比较这三个班的成绩了。

我们发现被限定三个交卷时间的那个班成绩最好；完全不设交卷期限（最后期限除外）那个班成绩最差；古列夫那个班，可以自己设定三个交卷期限（但迟交会被罚分），成绩在二者之间，这三篇论文和期末总成绩都是如此。

这一结果说明了什么？第一，学生们的确有拖沓习惯（一大新闻）；第二，严格限制他们的自由（自上而下地硬性规定每一篇论文的交卷期限）是治疗拖沓病最有效的手段。

但是最大的启示在于，只要给学生们一种工具让他们自己设定期限，就可以帮助他们获得较好的成绩。

这一发现意味着学生们一般都了解自己拖沓的问题，如果有机会也能够与之斗争，并可能取得相应的成果。

但是为什么允许自设期限的学生的成绩不如那些被严格规定期限的学生呢？我的感觉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了解自己的拖沓倾向，即使那些认识到自己拖沓倾向的人也不一定对自己的问题有完全的了解。

不错，人们可以自己设定期限，但是这些期限未必能使他们的能力得到最好发挥。

当我看了古列夫班的学生设定的期限，问题确实出在这里。

尽管班里大多数学生把三个交卷期限平均拉开（这些学生的成绩与被严格规定期限的那些一样高），有些人没有把期限拉开，有几个甚至根本没有给自己设定期限。

那些没有充分拉开交卷期限的学生把全班的平均成绩拉了下来。

缺少了合理的期限分配‐‐交卷期限会强迫他们在学期中间尽早动手准备论文‐‐期末论文一般都是仓促而就，因而质量很差（即使没有算上按迟交天数1的扣分也是如此）。

有意义的是，这一结果意味着，拖沓问题人皆有之，那些认识到并承认自己弱点的人能够更好地利用设计好的工具帮助自己战胜它。

这就是我和学生们的经验。

它与日常生活有什么关系呢？我认为关系很大。

抵御诱惑、灌输自制意识是人类总体的目标，一再失败、少有成功则是我们很多苦难的来源之一。

我环顾一下周围，看到人们都在尽力做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情，不管是发誓要远离点心盘子的节食者，还是发誓要少花钱多储蓄的家庭，为自我控制进行的斗争到处都有。

我们可以在书籍杂志、广播电台和电视里发现各种各样的自我完善和帮助的信息。

但是，尽管有这些电波信息的传送和印刷品的集中关注，我们一再发现自己处在和我的学生们同样的困境之中‐‐一次又一次无法达到我们的长远目标。

为什么呢？因为缺乏参与精神，我们在诱惑面前一触即溃。

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吗？从我上面描述的实验来看，最明显的结论是，如果有&ldo;外部声音&rdo;发出命令，我们多数人会立正倾听。

归根结底，被我设定具体期限的学生‐‐我对他们发出&ldo;家长式&rdo;的声音‐‐表现最好。

当然，咆哮的命令并不总是有效，人们也往往不喜欢采用。

退一步怎么样？最好的办法似乎是给人以预先参与的机会，选择他们喜欢的行动路径。

这种做法可能不如强制性规定那样有效，但是它能够帮助我们把自己推向正确的方向（如果对人们实施训练，让他们在自己设定期限方面获得经验，可能更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