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西尔薇在西班牙旅行，从朱纳斯、巴黎和佛罗伦萨发来的电报使我对萨特的健康放了心，萨特同万达在那边小住。

这次旅行到最后很糟糕。

在蒙彼利埃，在从西班牙到意大利的途中，西尔薇接到她父亲逝世的消息，老人死于心脏病。

她把我留在阿维尼翁后，就动身去布里塔尼，我继续坐火车去佛罗伦萨。

当我在萨特住的旅馆大厅里见到他时，我几乎认不出他来了，因为他戴了帽子，白胡子遮满了下巴。

他不会刮脸，又怎么也不愿意去理发师那儿。

在去罗马的火车上，萨特打着瞌睡。

但第二天早上，我们再次来到我们那间带阳台的房间时，我高兴地看到他的情况很好。

旅馆的理发师成功地赢得他的信任;他允许这人给他刮脸，这样一来他就显得年轻多了。

在这之后他用一个电动刮胡刀刮脸，很方便，这是西尔薇几天后同我们会面时带给他的。

西尔薇教我使用磁带录音机，我开始同萨特进行一组我们在巴黎就开始的对话。

他全神贯注地进行了对话，只是有几天他很累，我们的进度就慢了一些。

除了这个新方法的尝试，我们的生活像以前那些年一样有着同样的节奏‐‐短途散步，听音乐，阅读报纸和书。

其中我给萨特读了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和费斯特的《希特勒》。

晚上我们在我们喜欢的饭馆平台上吃晚饭。

一天晚上，我们沿一条狭窄黑暗的小街回家，从一辆驶过来的汽车里伸出一只手强夺我的手提包。

我紧紧抓住它不松手，但最后它仍被夺去，我也被拉倒在地。

西尔薇和萨特帮助我回到旅馆，旅馆就在附近。

他们请来一位医生，医生对我说，我的左臂脱了臼。

他用绷带进行包扎，第二天我去上了石膏。

这一年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再也不夜晚步行外出了。

西尔薇把汽车开回巴黎。

博斯特一家来看我们，只呆了一会。

现在只有我们两人了，我们录下了几次谈话。

由于9月中的大雨和暴风，我们很少外出。

我们在9月22日回到巴黎，萨待回到那个他&ldo;不能再工作&rdo;的住处感到很不高兴。

晚上西尔薇来这儿，萨特对她说：&ldo;您来看死人的家吗?&rdo;过了一会儿，我问他为什么这样，他答道：&ldo;为什么?显然，我是一具活死尸。

&rdo;这是在开始一项活动之前。

只要活动起来，他就根本不是垂死的而是充满了生气。

我们继续我们的对话，他说他是很愉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