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杜甫《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亿见寄》一诗中，有&ldo;东阁官梅动诗兴，还如何逊在扬州&rdo;等句。

二、新构想的背后在对李清照生平的评述和对其作品的解读时，本书分别采取了一条不同于他人的思路和运用了一套较为独特的方法，拟统称之为&ldo;新构想&rdo;。

对此，因有马克思主义关于&ldo;天才的猜想&rdo;说作依据，所以不怕有人对其中的&ldo;猜测&rdo;成分说三道四，倒是从另一方面很担心这一&ldo;新构想&rdo;可能被误解成文学研究的&ldo;福尔摩斯&rdo;或&ldo;神探亨特&rdo;。

诚然，拙著中试图运用一些泊来的方法，但这绝不意味着笔者抛弃了土生土长、历史悠久、行之有效的传统方法。

相反，对传主内心隐秘的破译和对其某些难度较大作品的解读，首先是建立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之上。

（一）

以信史为依托信史是指诚实可信的历史。

在我国能够担当起&ldo;信史&rdo;这一美名的，主要是指《春秋》以来的纪事翔实的正史。

李清照的事迹见于正史的仅廖廖数语：&ldo;女清照，诗丈尤有称于时，嫁赵挺之之子明诚，自号易安居士。

&rdo;1这则记载对于研究李清照来说，无疑是十分宝贵的。

但因其过于简略，对于要写成一部有一定规模的思想家评传来说，又远远不敷使用。

所以上述借他山之石以攻玉，或称曲径通幽之法曾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然不管用什么方法、也不管将踏破多少双铁鞋，笔者对本书的最起码而又最严格的要求是，必须以可靠的史料为依托。

而且，在这方面，黄盛璋、王学初等许多前辈学者曾辛勤衷辑，已为我们作出了示范。

然或由于各自发现、引用材料的视角不尽相同，只要我们经过一番努力，当仍能有所创获。

所以眼光既不能离开已为人们所熟知和使用的材料，又要尽可能地扩大视野，充分发掘正史及其它与传主有关而又尚未引起研究者注意的史料，以使自己的研究能够更进一步并取得一些新的成果。

研究柳永的专家，曾从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搜寻到有关柳永的重要史料，从而纠正了关于《望海潮》的系年错误等问题，这亦给笔者以很大的启发。

然《续资治通鉴长编》是一部编年体的北宋史，而李清照是一位生活于南北宋之间的人物，不仅如此，李焘此著系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较之原书已有残缺，而这残缺的部分，又恰恰是李清照生活中的重要年份，因而笔者虽在阅读此书时有所收获，但仍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于是，笔者的注意力转向与李焘是书相续的另一部编年体史学要籍《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此书由南宋李心传所著，专门记载南宋高宗一朝的史实，而李清照晚年的生活在时间上亦大致与高宗一朝相始终。

经过一番披览搜寻，笔者果于其中获得了一些重要的史料。

同时，笔者十分重视对《宋史》的翻检利用，二者相互印证，使我们对传主的研究似可更进一步。

这里姑举两例。

一、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十六绍兴四年五月载赵思诚除中书舍人时，殿中恃御史常同曾言：&ldo;思诚，挺之子，挺之首陈继述，实致国祸，……岂可使其子尚当要路。

&rdo;《宋史》卷三百五十一《赵挺之传》亦载挺之&ldo;拜御史中丞，……曾布以使事联职，知禁中密指，偷使建议绍述，于是挺之排击元拓诸人不遗力。

&rdo;同书卷三百二十九《邓洵武传》所附《邓洵1脱脱等《宋吏&iddot;丰格非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

武传》，亦言挺之为当时&ldo;助绍述者&rdo;中的重要人物。

这些记载是一致的和可凭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