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变化是潜在的、微妙的、渐变的，作为当事人的双方，甚至在很长一个时期很可能都不会察觉。

表面上看，这只不过是脾气不好的彭德怀因为单纯的军事问题和实际主帅李德之间的争执，不值得大惊小怪。

然而，仔细研读完汗牛充栋的史料和知情人的一些回忆后，我们不得不特别看重彭德怀这划时代的一骂。

《周恩来传》写道：&ot;他（李德）根本不懂中国的国情，只凭教科书中的条条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大规模阵地战的经验，硬搬到中央苏区强加推行。

他的作风又独断专行，蛮横粗暴。

大家因为他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对他相当尊重，他就独揽大权，发号施令起来。

他制订并下达具体的作战计划，甚至越过红军总部，直接指挥前方部队作战。

担任过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在回忆录中说：李德的独断专行取代了军委的集体领导。

由李德一人躲在房子里凭着地图指挥战斗。

红军的许多失利本来都是李德的主观主义瞎指挥造成的，可是他却动不动就训斥处分别人，不断发脾气骂人，根本听不得反对意见。

当时中央的错误领导，和李德本人的专横作风，使他成了一个地道的&39;太上皇&39;。

&ot;所有用来吓人的神和鬼都是人们自己制造出来的。

李德这个&ot;太上皇&ot;自然也是被中共一些领导人自己给自己造出来的。

对&ot;神&ot;和强权的屈服，反过来又加固了博古和李德的强权统治。

这是毋须回避的一个事实。

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解散之前，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它的独立和成熟注定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血的代价、需要可遇不可求的契机。

如果没有广昌大败，如果没有湘江惨败，如果没有长征途中长达十几个月的因果和共产国际失去联系而形成的&ot;断奶期&ot;，中国共产党能迅速地成熟起来并选择自己成熟的领袖吗?这个自立和成熟的过程直到1943年才算彻底完成。

（详情可参见拙着《红太阳白太阳》）毛泽东曾以李德不能吃辣椒，喻讽过李德缺乏革命的战斗性。

毛泽东的声音终于在广昌战役结束时，得到了彭德怀&ot;崽卖爷田心不痛&ot;的声援，显得不是那么孤单了。

广昌战役失利后，中央军委为保卫建宁，命令红一、红九军团由尖锋、白水镇地区出发东进，会同在建宁地区的红五军团主力和红毛军团，组成东方集团，由林彪、聂荣臻统一指挥，阻止敌第八。

第十纵队向建宁推进;红三军团和第十三、第一十三师等部组成中央集团，由彭德怀、杨尚昆统一指挥，在头陂、新安等地活动，钳制敌第三、第五纵队，阻止其间广昌以南前进，并掩护东方集团行动。

5月4日，红一、红龙军团陆续到达建宁地区。

这一天，林彪、聂荣臻以《关于作战问题的建议》为题目，给中革军委写了一封信。

信中这样写道：根据敌人的行动计划，判断敌每次前进通常至少要走十五里至二十五里，甚至三十里，在这种距离内完全容许我们进行运动战。

我们仍然有求得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充分机会。

我主力宁可多走点路，宁可万一扑空，只要时间上赶得上则应当去赶那个机会。

我主力兵团可以取得胜利的仗不应放过，对于得不偿失的仗，对于胜利条件不大足的仗，则不应以主力进入战斗。

应切忌过去那样以主力逼近敌人，与敌对峙的方法，消耗兵力和弹药，陷于被动。

地形条件对于作战有很大的决定意义，战胜敌人时的兵力对比的多少不成为重要因素，在山地战为必然。

如地形条件适宜和战术运用巧妙等，是能少胜众的，至少能消灭敌之一部。

可以看出，这封信不仅仅是在谈某一次作战中的具体问题，它涉及到行动方针，战略部署等重大问题。

其中，直截了当地对广昌战役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这在军团级首长上报的建议电中，分量是相当重的。

没有广昌的大败，林彪、聂荣臻决不会写这样一封信。

博古、李德当然不会接纳这种建议，却也没有指责林彪、聂荣臻。

他们在回信中写道：&ot;人们不能迷信地形，在任何战斗中，谁也无法事先确认一定能取得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