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7日，任弼时等电告周恩来：这次北上，虽然表示其行动迅速秘密的进步，但不迅速向西求得在宜黄以西打击陈诚、吴奇伟则是缺点。

你们撤退青塘待敌来攻是不正确的决定，因为这样示弱必造成敌人更积极地向苏区中心地区前进，使之受敌摧残，这给群众以十二分不好的影响。

你们应&ot;首先袭取永丰，将敌向西调动，给以各个击破力量有利的形势。

&ot;毛泽东看完电报，背过身抽烟。

朱德踱着步一言不发。

王稼祥冲动地说：&ot;难道我们带着的是百万大军?一个月来，我们已经疲惫不堪了，就是兵力充足，也无法去袭永丰。

&ot;毛泽东道：&ot;敌人也是人，也需要吃饭休息。

我有几万人以逸待劳，陈诚不做充分准备也不敢贸然来攻。

三次反&39;围剿&39;，苏区群众全力配合，怎么现在会有不好影响，而且还是十二分!二十二军和十二军不是已经在活动了吗?有他们在敌后，如敌不投入大兵力，我敢保证苏区大部将平安无事。

&ot;周恩来摇摇头道：&ot;他们不了解情况，才说了这种异想天开的话。

我给他们去个电报，陈述我们的观点。

我们休息一周是十分必要的。

&ot;此后的十天里，后方中央局没再为红一方面军的行动问题作出什么指示，似乎承认了这一既成事实。

就在这些天里，鄂豫皖苏区出了大事。

9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已面临不得不退出原根据地的困境。

张国焘致电中央，报告了四方面军的转战情况，要求临时中央动员各邻近苏区军民策应。

临时中央把张国焘的电报转给了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和王稼祥。

红四方面军正是顾虑苏区被侵，分兵去堵，分散兵力与敌持久硬打，才招致失利的。

这恰恰从另一面证明了毛泽东主张的正确。

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经过商量后，给中央连发了两份电报，希望能改变四方面军的战略方针。

第一份电报指出：&ot;我们建议，红四方面军目前应采取相当的诱敌深入到有群众工作基础的、地形便利于我们的地方，掩蔽我主力目标，严格地执行群众的坚壁清野，运用广大的游击队，实行四面八方之扰敌、截敌、与断绝交通等等动作，以疲劳与分散敌人力量，而不宜死守某一点，以便利敌之分进合击。

这样在运动中选择敌人薄弱部分，猛烈打击与消灭敌人一点后，迅速转至另一方，以迅速、果敢、秘密和机动，求得各个击破敌人，以完全粉碎四次&39;围剿&39;。

&ot;第二份电报指出：&ot;红四方面军一月余激战三次，仅击败敌人，未能消灭敌人一路&ot;，&ot;这在战略上仍没抓紧目前国内战争的环境，红军尚需力求避免过大的牺牲，须争取便利于消灭敌人一部，以各个击破敌人。

在一次激战后，需力争相当时间的休息与补充，以免过度的疲劳而影响和减弱红军战斗力。

敌急迫亦宜以游击战术去疲劳与扰乱他，以争取便于消灭他的有利条件。

若机械地固守一地，求战太急，反足以招致自己损失大、敌人不能消灭的不利条件，敌人再进向所固守的地区，仍要失去。

&ot;&ot;我们唤起你们注意这一战略的运用，要努力争取消灭一面敌人的胜利，以达到各个击破敌人粉碎敌&39;围剿&39;的目的。

&ot;电文里所体现出的人民战争的思想框架，正是日后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发展壮大并最终彻底战胜敌人的根本保证。

假设一下，如果临时中央从此走上人民战争思想的轨道，历史注定会成为另外的样子，最起码也能为共产党保住鄂豫皖和湘鄂西根据地不会很快失去。

令人十二万分遗憾的是，这种正确主张不但没被临时中央采纳，反倒引出了毛泽东政治生涯中的一次最大的跌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