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由于保密的缘故，法国军队没有通过野战演习来检验这种武器，也没有进行过战术论证。

由于这种机关枪太重，人力无法携带，因而放在一辆轻型炮车上拖载，使其看起来像一门野战火炮；由于步兵不能保障这种武器所需的大量弹药（在当时，每名步兵携带100发子弹就足够保障数周作战之用，而每个营只能依靠不多的马车运输物资，这些马车早已装满了帐篷、给养和行李之类的东西）、同时由于拿破仑三世本人是一位（世界级的）炮兵专家，所以法军把这种机关枪装备了炮兵部队。

当战争来临时，法军炮兵自然把这种新武器当成火炮使用，就是说，把它放在步兵线后面较远的地方，结果由于距离远而根本打不着敌人，但其本身却极易遭到敌方瞄准法军炮兵线的反炮兵火力的袭击。

[注：参看a&iddot;&iddot;洛著《从毛瑟枪到机关枪》（1942年），第66-67页；迈克尔&iddot;霍华德著《普法战争》（1968年），第36页。

]

如果期望法军炮兵射手会背离当时的观念，把他们的武器配置在步兵中间，那未免太过分了，因为那样做意味着是向17世纪正常行事模式的一种愚不可及的大倒退。

要把这些新武器交给步兵使用就必须向步兵移交炮兵弹药车，而这种弹药车十分宝贵，法国炮兵是不会干的。

结果，在1870年8月18日的格雷夫洛蒂战役中，普鲁士步兵向前推进到未遭普军反炮兵火力摧毁的法军后膛装填多管机关枪的有效射程内时，这些新武器使用一次装25发子弹的弹带，以每分钟射出12个弹带的子弹对普军步兵开火，那一天普军的伤亡多达20163人，其中许多是被这种武器杀伤的。

[注：威廉&iddot;麦克尔威曾作过有趣的阐述，参看他所著的《战争艺术》（1974年），第141-146页。

]可是，除此之外，这种机关枪对战争的结局几乎没起什么作用。

假如这项革新不是遭致这样的结果，它很可能会使法军避免遭受灾难性的失败。

政治家与技术人员

在技术人员与军人之间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只能通过体制改革来解决，而技术界与政治界之间所存在的不和谐则是永久性的，纯属于正常现象。

对技术人员来说，国家的政治目的常常是那样遥远和模糊不清，以致很难进入他们的考虑之中。

当权者在个别情况下突然从上面进行干预，下达要干什么或禁止干什么的命令。

一位美国总统可能执意停止一项从技术角度看十分有希望成功的技术发明项目，原因是该项目与他的伦理观念发生了抵触，影响了他在公众中的形象。

另一位美国总统则可能命令技术人员超越当代科学可能性去发展新武器，似乎政治决定和拨款能够左右和加速科学的发展。

一个希特勒或斯大林式的人物可以把专政用到实验室和车间，宣布必须迅速造出弹道火箭或裂变炸弹。

翻开历史，也不乏同样令人注目的从科学技术方面进行干预的例子，最重要的一次发生在1939年10月11日。

当时，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亚历山大&iddot;萨克斯向罗斯福总统递交了由当时早已著名的艾尔伯特&iddot;爱因斯坦签名的一封信和由另一位避难的科学家、当时还不出名的利奥&iddot;西拉德签名的一件备忘录。

这件事完全是由西拉德出谋划策的。

这两份文件都要求美国政府着手调查在某种军用装置内实现铀元素连锁反应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