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很可能设想到情报机构并非最可靠信息源的一些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ldo;协调者&rdo;将不但有权给美国情报机构内的个人分派任务，而且也有预算经费去签约聘用现有新闻机构、学术机构等内的信息源。

后者的作用更多在于重新整编已经搜集到的信息以供发表，而不是去搜集任何专用或保密类信息。

虽然各种不同的信息提供机构能够而且也许将整编自己的输出信息，但&ldo;协调者&rdo;仍将与许多提供者建立融洽的关系，以便更好地判断其产品。

得大于失的前景也许是战争之初具有吸引力的原因。

但是，若战争的损失大大超出意料，损失之大的本身将成为在中间阶段坚持打下去的动机：做出的牺牲越大就越需要最后达到已宣称欲达的目的，以说明做出的牺牲是值得的。

这一阶段中，交战双方的对外行为容易受最初发动战争的派别或领袖人物的国内处境所制约，这些人的命运取决于人们对其过去所负的战争责任的看法‐‐这又取决于当前对未来结局的看法；因而，他们非常需要维持胜利的希望。

但是，随着战争的继续，对战争的看法最终要发生变化，即不再以最初欲达到的目的同已做出的牺牲相比较，而是同若继续进行战争所需要做出的进一步牺牲相比较。

最初的主战派或主战领袖人物可能继续掌权，但是，无论如何，此时一方或双方可以开始调整战争目的，当双方的目的最终一致时，使敌对状态最终结束。

[注：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极为特殊的争斗，侵略者的野心非常大，但要达到的目标是有限的，被侵略者最后要求侵略者无条件投降。

即使在这次大战中，只有在日本提出的保留天皇制的最低要求被接受之后，战争才告结束。

朝鲜战争从任何意义上讲都是一场传统方式的战争，最后以传统方式结束‐‐双方都降低了自己的战争目标。

（人们之所以创造了一个新术语，称这次战争为&ldo;局部战争&rdo;，是因为本来不普遍的世界大战被暂时认为是普遍战争。

）]古今大多数战争正是如此结束，它们有着战争的典型现象‐‐相互交替地摧毁对方的过程，这一现象本身便是向后续和平过渡的媒介。

如果胜利者的要求不是太高，不致激起失败者的强烈愤怒，如果胜利者的新的力量不会导致对其怀有恐惧感的新的敌对国的迅即抵抗，那么，一场已经打个水落石出、各种可能的手段都已用尽、损失惨重的战争将带来稳定的和平。

相比之下，如果战争打到在其目标需要调整的程度之前被外力所制止，那么，带来的和平将是脆弱的。

过去，当战争正在能作战的季节进行时，遇到早降的大雪被迫突然停止，到开春时节就又重新开战，就属这种情况；同样地，在互相争夺的超级大国进行干涉，将停火强加给交战的附庸国的今天，情况亦是如此。

1948年以来的阿以战争正是这样‐‐每次战争双方都没打到要真正讲和的程度，双方仍存在着目的的相互冲突，都伺机重新开战。

战争造成的破坏虽令人哀叹，但是它导致了和平的到来；人道主义情绪希望战争半途结束，但是，最可能出现的后果却是重新开战，而不是和平。

相反地，若对战争破坏力任其发展，也许能够导致和平。

即使是使用长矛和棍棒的战争对交战各方通常也是毁灭性的，甚至导致人类社会的毁灭。

但是，在发明核武器之前，对战争可能造成的破坏范围可以在破坏实际发生之前作乐观的估计，把破坏程度说得最小最小，然而无论如何，也不能下定论。

因此，战争可以带来的好处可能被强烈地突出出来，被理想化地与战争的潜在损失加以比较‐‐这些损失很容易被视为是可以承受的，甚至是微不足道的。

由于战略反常逻辑的正常规律在起作用，核武器从具有巨大的破坏力的第一代裂变装置（每个裂变装置的破坏力相当于1000架轰炸机的载弹量）发展到今天的破坏力大得多的热核武器（每件中等热核武器相当于二次大战中10万架轰炸机的载弹量）还从未使用过。

象战略范畴中的其它因素一样，炸药的效用也不会保持连续的无限制地线性增加。

1945年，美国的载弹量为10吨的轰炸机就要优于1940年德国轰炸伦敦时使用的载弹量为2吨的轰炸机，而载弹量为成百，甚至成千吨的轰炸机则效用更大。

但是在这一方面情况也会最终发生逆转，而不会不断地持续下去，因为战略逻辑不允许出现那种情况；目前，热核武器的破坏力就远远超过了军事效用的最大极限。

因此，用这种武器无需造成实际的破坏就可达到通过战争才能达到的和平目的。

确实，今天当人们把欲得利益与所需要付出的代价进行比较。

从而作出蓄意发动战争的决定时，可能遭受的损失仍然难以肯定：甚至拥有足够多核武器的大国仍然可能打&ldo;常规&rdo;战争，或者只象征性地使用几件极小型的核武器。

但是，核攻击造成的破坏后果再也不能被忽视了，再也不能象过去那样，在估计骑兵袭击、围城战、甚至常规轰炸袭击的后果时，因为乐观情绪或把战果想得很诱人而对战争损失只是有些朦胧的担心，总是把破坏后果缩小到最低限度。

不诉诸核战争是由核破坏程度可确定、确实可计量的性质所决定，而不是由可能发生但难定的破坏程度所决定。

这种科学的可预测性改变了千年来战争所得与所失的比较方法。

在核武器存在的今天，对于战争中所得与所失的平衡认识产生于战争开始之前，而过去却是在战争进程中切身体验到战争损失之后才认识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