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谈判实验。

在这个实验中，我的任务是作为雇主跟应聘的人谈一笔劳务报酬。

教授告诉我：&ldo;你给对方的报酬不能超过70美元，只要你把报酬压到70美元以下，压下来的钱用一个公式换算后，就是你参加这个实验的报酬。

如果你跟对方谈崩了，那你们双方都一分钱也得不到。

&rdo;我不知道教授给对方的下限是多少，对方也不知道我的上限。

凭经验估计，这个实验大概有50美元可分，基于公平和双赢的原则，我计划跟对方平分这50美元，很快结束这场谈判。

没想到，和我谈判的那个白人女生太贪心了，她一来就&ldo;狮子大张口&rdo;，要价110美元，根本不考虑我的利益和感受，而且态度十分强硬，好像认定我比她更担心谈崩了得不到钱似的！

既然如此，我也就不客气了……最后，她只好在&ldo;鸡肋&rdo;或&ldo;0&rdo;之间选择了&ldo;食之无味，弃之不舍&rdo;的&ldo;鸡肋&rdo;（大概有10美元吧）。

我则比原计划想要的25美元多赢了15美元。

好玩吧？当然，说不定这正是&ldo;狡猾&rdo;的教授预期的结果呢。

尽管有这么多课外活动，大三大四又增加了应聘工作的大量事务，学习仍然是我生活中的重头戏。

因为教授指定要看的书实在是太多了，有时不得不在网上联络大家&ldo;分头读书，笔记共享&rdo;。

这样才能忙里偷闲看一些与功课无关纯属感兴趣的书，比如反映中国现实生活的小说。

这种时间都是一点一点地挤出来的。

在哈佛，我每周都有一份相当详细的时间表，上面有提前预约的各种事情。

在美国，大家都习惯于预约各种事，并且都很守时，不然很多计划都没法完成。

我在哈佛的基本时间表是这样的（以最有代表性的大三为例）：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多起床，半小时锻炼，然后是洗澡、吃早餐，接着就是处理电子邮件。

每天我都会收到50多封邮件，绝大部分与学业和课外活动有关。

即便是按计划花费一小时，往往也处理不完，只能留到晚上再说。

父母来的邮件我都只能飞快地看一眼，如果没有急事，也顾不上回复，等到有空通话时再请他们重说一遍。

然后10点钟上课，课前要腾出点时间来温习一下功课。

几节课连着上下来，就是下午3点了，中间有半个多小时吃午饭时间。

我大二起就在担任大一学生的&ldo;良师益友&rdo;（类似于辅导员），通常我会和大一的学生一起吃午饭，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下午课后，我还要给低年级学生做高等数学辅导（或去完成打工的工作）。

升为学生助教后，每周要花费相当的时间来备课和批改作业。

接着就是做自己的作业、整理当天的笔记，等到可以休息的时候，往往已是下午6点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