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bera是东非最大的贫民窟，即使在最精确的内罗毕地图上，它也只是一篇巨大的空白，却居住着内罗毕多达三分之一的人口。

一年之后重读莱妮&iddot;里芬施塔尔（leniriefenstahl）自传，看到她被战争磨平生活意志后被非洲点燃的青翠激情，体味了她所言的现代文明为那些生活在苏丹南部纯朴真挚的努巴人带去的是什么：他们不再在身上描绘富有想像美丽绝伦的油彩，骁勇善战，捕猎耕种，幸福地生活在夜不闭户的村庄，而是穿上了肮脏破败的化纤衣服，轻而易举地会为塑料珠子大打出手，他们也怀着发财梦去喀土穆求生，却不得不聚集在铁皮和泥土拼凑成的小屋子，连绵成大片的贫民窟。

这样的悲剧，在非洲已经上演了几百年。

莱妮无数次重返非洲，每次都百感交集伤心而返。

而偶而说起我们的工作计划，kent睿智狡黠的眼睛里却闪过几丝不解，他从未到过kibera，更是难以想象，这幢距离他豪华静谧的别墅外仅十分钟路程的巨型&ldo;垃圾场&rdo;，为什么会吸引这个千里之外的中国姑娘。

尽管如此，他还是每天报以理解和支持的微笑，还将家里的一幢漂亮的白色房子改成了会议室给我们，里面居然有稀薄纤弱却无比珍贵的无线网络。

我们在这间雪白的会议室里纸上谈兵了一个礼拜，对渣打银行的慈募基金的负责人发了很多火，每天走进院门都会得到七只足有半人高牧羊犬的热烈欢迎，而我穿过院落走进自己卧室里时浑身上下必然已经被他们腥甜的口水浸透。

鲤上瘾第一部分黯然四季却如春（3）

鉴于paul对小麦粉都过敏，一个礼拜后我已经可以熟练地在100种商品的配料表中选中不会毒死他的那一枚，也逐渐习惯了那时常冰冷的细水长流的小水管‐‐我们的浴室，一个丢人的后遗症是几个月后回到深圳，在酒店的卫生间内发现能够均匀喷洒热水的花洒，我当时基本上可以称之为热泪盈眶……

这个清晨在阳光下沐浴之后，看着屋后的地巨嘴鸟依次起飞，管家淡淡地道上&ldo;heaniceday&rdo;，四个人一起钻进那辆狭窄疯狂颠簸欲碎的atatu公共汽车，我们的集合地设在唯一一条通向大马路的车站ayali，24小时震天响的音乐，没有路名和门牌，只有铁皮和泥土砌成的危房，后来有朋友告诉我，哪一家的人都死去了，邻居就会帮他们把房子拆掉。

&ldo;应该没有比这个更壮观的垃圾场了吧，&rdo;我们站在路口面面相觑，勉强平静了下心情，然后跋涉进了泥泞以及臭水河里。

在一个黑暗的屋子里勉强适应了微弱的光线之后，发现房间里坐满了眼睛明亮的孩子。

脚上和腿上的泥让我们都有些许狼狈，大家都显得紧张和拘谨。

一间红泥杂糙砌成的小屋，随时都有土石杂块向下掉，用一张铁皮瓦楞板隔开，隔壁是一个小型的幼儿园，一群快乐的孩子在对着墙上的小纸片背着乘法口诀转过头来对我们好奇地张望。

没有灯，木板和灰白的硬粉笔，几把破旧的椅子，就是我们的教室了。

至于艾滋病家访，各种心理准备，聊天话题，知识培训在那些空洞眼睛的拷问下，都显得非常无力。

他们浑身溃烂躺在阴暗屋里破旧的棉絮里，生息脆弱，对于我们的到来眼睛里更多的是不解和迷茫，甚至没有半丝一闪而过的慰藉和温暖。

那些蜷缩在煤渣堆背后面容疲惫神情绝望的注视着襁褓中婴儿细腻cháo润眼睛的们中，也许有一个，就是jane的母亲。

孩子们从狭窄的门口挤出去，用稀释的肥皂水吹出几个摇摇晃晃的泡泡，把粘糊糊的梦想贴上，然后看他们破灭在远方。

举起相机，那些稚气无邪的笑脸就会争先恐后挤进镜头，欢叫着为了听那一声滑稽的&ldo;咔嚓&rdo;，他们时常会问你脸上的忧郁来自哪里，上帝是不是因为他表现不好而惩罚他的妈妈。

我渐渐习惯了无言以对，每天听着联合国基金会和ngo们无休止地标榜着意识觉醒，联系我们正在进行的心口相传的同龄人教育，听每一个学生的多少有点毛骨悚然的故事里死去的家人和朋友，他们对未来和生活的困惑和焦虑，以及和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少年们一样，那些多彩偏执的梦想，成为法官，歌手或诗人。

我尽力克制自己的压抑，试着向他们描述一个，铁皮山谷之外的那个&ldo;非常丑恶，值得与之一战；非常美好，值得为之一战&rdo;的世界，心里却不时被那些带点怀疑和渴求的眼神割得淋漓。

而跟eanuel陪大家排了一个礼拜社区戏剧，却在上演的那一天发现铁皮剧院被人夜间推倒了；教室后面历经劫难年久失修却仍在勉强使用的英国窄轨铁路，那个早上终于在我们面前翻了一列火车，我从滚烫的车厢上翻了过去……这些事实让我在心里反复告诫自己不要再费力去解释现实的重要性。

我逐渐学会十分钟之内在kent宫殿一般的别墅和贫民窟的生不如死里面切换自如，但仍旧每日筋疲力尽回家看到diana蜷在华丽的毯子里靠在宽敞的客厅看英国口音的泡泡剧，或者tito指挥仆人们在午后安装节日秋千，都会感到一阵眩晕，睡前那黑暗中失语半个小时，俨然已经成为一种仪式。

鲤上瘾第一部分黯然四季却如春（4）

直到有一天下课后，路过一间残破的小屋，门口的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左右耳朵不太对称。

轻轻地问身边的学生，她的耳朵怎么了？他们也轻轻地回答我说，被她的哥哥太饿得时候咬掉了。

这一天开始，有一种逐渐明晰的不确定感每天都在折磨我，那就是，也许希望才是我们能够带给他们的最糟糕的东西。

和几百年前的入侵者推行文明，宗教和价值观的本质也许并无二致，我们只是换了一种角度，重新围观全世界的人如何来糟蹋非洲。

这个想法我告诉paul之后他一如既往语重心长地教育了我，就像他批驳我残破不堪的恋爱观一样：在这个赤道高原透明清远的天空下发生的一切都不缺少奇遇和历险，不排除忠诚和渺小，而我们每一个人，都还在路上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