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民间”

的发现与重塑。

早在八十年代的先锋写作中，余华等作家就已开始了对于“民间”

的表现。

但那时，“民间”

更多地凸现为一种与“官方”

或主流相对的文化立场，有时甚至只是一种“革命”

手段或姿态。

比如土匪、黑社会等极端边缘性生存景观也一度被视作“民间性”

而被加以表现。

八十年代是一个极端的年代，自然，“民间”

在先锋作家手里也被极端化了，这种极端的后果就是导致了民间日常性的被覆盖以及民间的“非民间化”

和向意识形态的重新归附。

而在《许三观卖血记》中，余华对民间的发现与表现，无论对他本人还是对于先锋作家来说都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首先，《许三观卖血记》重建了一个日常的“民间”

空间。

如我们前面所说的，《许三观卖血记》有意地悬置了“历史”

，这种悬置既“复活”

了人与生活，又为“民间”

的登场创造了条件。

在小说中，作家对民间温情、民间人性、民间伦理结构、民间生活细节和民间人生世态的展示构成了小说艺术力量的重要根源。

小说没有尖锐的矛盾冲突和情节线索，而是以民间的日常生活画面作为小说的主体，民间的混沌、民间的朴素、民间的粗糙甚至民间的狡猾呈现出了它的原始的生机与魅力。

在许三观让一乐为何小勇喊魂的场景里，我们读到的是民间的宽容与善良；在许三观向方铁匠和何小勇女人借钱的情节里，我们目睹的是民间的人性与人情的纯净；在许三观赴上海沿途卖血的经历中，我们体味和感受的是民间的温情。

而在许三观应对苦难的人生历程中，我们更是感动于他所代表的那种民间的生活态度和人生境界。

正如作家在其中文版《自序》中所说：“这本书其实是一首很长的民歌，它的节奏是回忆的速度，旋律温和地跳跃着，休止符被韵脚隐藏了起来。

作者在这里虚构的只是两个人的历史，而试图唤起的是更多人的记忆。”

其次，从作家主体角度来看，《许三观卖血记》体现了先锋作家从贵族叙事向民间叙事的真正转变。

八十年代先锋作家在发动“文学革命”

时，对于人道主义、伦理主义甚至启蒙主义都是持消解和反叛态度的。

“人”

的破碎、主体的破碎成了先锋文本的一个重要特征。

但是在消解对象主体的同时，先锋作家却不自觉地建构了一个关于强大的作家自我主体的神话。

第一人称叙事的风行以及作家真实姓名在小说文本中的频频出现是这个作家主体神话的突出表现。

与此相适应，先锋作家也就确立了一种高高在上的贵族化的叙事立场和写作姿态。

他们由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反叛，进而过渡到了对整个世界的反叛，最后的恶果就是导致了文学与现实和生活关系的彻底撕裂。

余华在《许三观卖血记》中对这种贵族化叙事立场和叙事方式的抛弃是坚决的，这也是文本能够具有巨大的民间含蕴和民间魅力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