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没等万福霖等人拍手庆贺呢，沈阳的东北大学、冯庸大学等十几所大中院校的学生以及闻讯赶来的沈阳市民、驻沈阳的东北陆军步兵第1旅第17团、教导团的战士们显然已经闻到了什么风声，将少帅府里三层外三层围得是水泄不通，他们高呼‘誓死保护抗战英雄’、‘抗战无罪’、‘打倒卖国军阀’、‘清除祸国殃民的军队蛀虫’等口号，在少帅府门前游行示威。

与此同时，在义勇军有意的渲染下，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也爆发了规模较大的示威游行，声援沈阳爱国学生、市民的行动，许多义勇军也加入了游行的队伍行列，使局势日益复杂。

在这种情况下，东北边防军司令公署紧急联络黑龙江方面，杜长白毕竟是在黑龙江前线惹得祸，沈阳这边准备将目无军纪的惹祸将军杜长白转交给黑龙江边防军副司令公署严办，被吓了一跳、担心惹祸上身的万福霖严词拒绝了。

开玩笑，这风口上，杜长白要是在自己的地盘上出了事，前线的将士们非倒戈了不可，黑龙江那些激进分子也肯定会闹出更大的乱子来，那时，张学良再动动心思，将自己这边防军副总司令拿下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万福霖如此，张作相就更犯不着冒着得罪民众、得罪杜长白的风险说什么了，最后，还是东北军军令部本着战功将杜长白晋升为东北陆军第一旅少将副旅长方才完事，一场围绕杜长白而展开的闹剧也就虎头蛇尾的收场了。

奶奶个熊，这年头副旅长还真不值钱，一个旅内竟然有着三个副旅长，也算是奇闻了，当杜长白从旅长王以哲手中接过自己的任职命令时不禁有些愤忿的想道。

也难怪他这么想，第79团团长何立中是兼职少将副旅长，第37团团长王铁汉也是兼职上校副旅长，再加上他这位负责部队作训的新科副旅长，第一旅可不就有了三位副旅长？

王以哲看到杜长白的表情就有些气不打一处来：“你小子怎么这副表情？是不是觉得我第一旅的副旅长不值钱啊？”

杜长白撇了撇嘴说道：“哪敢啦？我是待罪之人，骤逢重任，我这是受宠若惊啊。”

赵镇藩在旁边有点好笑的接口道：“济之啊，我说你小子可别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啦！

你这个副旅长可是旅座好不容易争取下来的，我们旅虽说有着三个副旅长，可是另外两个都还兼着团长，旅里面的事何副旅长也只管管人事和后勤，王副旅长更是大撒把，啥事不问，你这个专责作训的副旅长其实就是第一旅的二号长官，指挥顺序还在我这个参谋长之上呢！”

啥，第一旅的二号长官？不是在玩明升暗降的把戏？杜长白顿时恍若石化。

11月30日，在杜长白刚刚升任第一旅副旅长的日子里，另一个消息传来，东北军代表蔡运升和苏联代表梅里尼可夫在伯力签订了《伯力协定》。

双方承认1924年签订的《中俄协定》和《奉俄协定》的有效性，重申中东铁路纯系商业性持有，营业事务实行两国共管，其余所有关系中国国家及地方主权之各项事务，均由中国政府和东北政府管理。

同时规定，中东路设理事会，为最高决议机关，理事长为中方，副理事长为苏方，设铁路局局长一人，由苏方担任，副局长二人，中苏各一，均由理事会委派，由各国政府核准；铁路局各处正副处长由理事公委派，如处长为华人，则副处长为苏联人，反之亦然；铁路局各级人员按中苏两国各半任用，苏联不得以任何借口剥夺中方的职权。

协定规定：两国立即息争，中东铁路恢复中苏合办，彼此释放所俘军民，重设领事馆。

苏方推荐鲁德义、简尼索夫为中东铁路正、副局长，中方将引起中东路事变的祸首东省特区教育厅长张国忱、中东铁路理事长吕荣寰去职，郭福绵代理中东铁路公司督办、理事长。

1930年1月1日，苏联新任中东路正、副局长到哈尔滨就任，中方副局长郭宗熙复职，范其光仍任理事。

随后，苏方局长下令在中东路辞职的铁路员工一律复职，同时补发去年7月10日以后去职的职工薪金。

11日，根据中俄协定，又下令裁撤部分白俄人占据的处长职务，改由中国人自己担任。

13日中东路由满洲里至海参崴路段恢复通车。

至此，中东铁路战争宣告平息。

南京政府虽然对张学良乘胜求和颇有微辞，要求张学良乘胜追击、收回路权，但被张学良以日军图谋不轨、后方不稳为由挡了回去，蒋介石其时正在与汪精卫争夺党内大权，又与李宗仁、张发奎交战不休，且他与冯玉祥、阎锡山等人也积怨甚深，国内一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样子，也没有心思再追究了，于是，一场让国人风声鹤唳的中东铁路战争就这样草草收场了。

中东铁路的快速结束，让坐山观虎斗的日本关东军大失所望，哀叹天道不公。

中东路事件爆发后，日本关东军一方面不准中国部队经由南满铁路北运，另一方面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和主任参谋石原莞尔等组织“参谋旅行”

，对东北的地形地貌进行了12天的全面考察。

在哈尔滨，石原莞尔奉命起草了一个“以寡制胜”

、“闪电般地歼灭奉天附近的东北军，推翻其政权，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

的《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计划包括“攻打奉天城要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