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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部分（第1页）

一怒之下，革去了包括刑部尚书图海在内的一批官人的职务。

此案中本来并无吴兆骞什么事，但这位江南名士看不惯上朝如此愚弄考生，特别是当他走进瀛台，看到考场像刑场的感觉后，当场交了白卷。

这下可激怒了顺治皇帝，故也把他流放到古塔，且一去就是二十三年……

吴兆骞这样的的命运在封建科举考试中并非鲜见，像他这样看不惯科场的真才实学者忿愤甩笔出场者大有人在。

被毛泽东称为“五四运动总司令”

、我国二十世纪新文化运动的主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之一的陈独秀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位。

很多人可能还未必知道，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其实还是位封建科举考场出来的真正“秀才”

呢！

1896年，陈独秀以“古怪的方式对应了古怪的考题”

，结果稀里糊涂当上了“秀才”

。

第二年，在哥哥的极力要求下，他到南京参加盛大的“江南乡试”

，以图弄个状元当当。

心不在焉的陈独秀对在著名的南京江南贡院三天科举考试印象极深，他在日后的《实庵自传》中有详情记述：“……我背了竹篮、书籍、文具、食粮、烧饭的锅炉和油布，已竭尽了生平的气力，若不是大哥代我领试卷，我便会在人丛中拼死。

一进考棚，三魂吓掉了两魂半，每条十多丈长的考筒，都有几十或上百个号舍，号舍的大小仿佛现时的警察的岗棚，然而要低得多，个子长的站在里面要低头弯腰，这就是那时科举出身的大老以尝过‘矮屋’滋味自豪的‘矮屋’。

矮屋里面七齐八不齐的砖墙，自然里外都不曾用石灰泥过，里面蜘蛛网的灰尘是满满的……坐进去拿一块板安放在面前，就算是写字台，睡起觉来不用说，就得坐在那里睡。

那一年南京的天气，到了8月中旬还是奇热，大家热得都把油布挂起来遮住太阳光，号门紧对着高墙，中间是能容一人来往的长巷，上面露着一线天，大家挂上油布之后，连这一线天都见不着了，空气简直不通，每人都在对面的墙上挂起烧饭的锅炉，大家烧起饭来，再加上赤日当空，那条长巷便成了火巷……有一件事给我印象最深，考头场时，看见徐州大胖子，一条辫子盘在头顶上，全身一丝不挂。

脚踏一双破鞋，手捧着试卷，在如火的长巷中走来走去，走着走着，上下大小的脑袋左右摇晃着，拖着怪声怪调地念他那得意的文章，念到得意之处，用力把大腿一拍，竖起大拇指叫道：‘好！

今科必中也！

’”

正是这位“上下大小的脑袋左右摇晃”

的徐胖子，使本来可能中状元榜眼的陈独秀，痴呆呆地看着眼前的情景而忘了应试一事。

几十年后，陈独秀回忆起这段往事说道：“在这之后的一两个钟头里，我并非尽看他，乃是由他联想到所有考生的现状；由这些怪现状联想到这般两足动物得了志，国家和人民如何遭殃；因此又联想到所谓揄才大典，简直是隔几年把这班猴子狗熊搬出来，开一次动物展览会；因此又联想到国家一切制度，恐怕都有如此这般的毛病……这便是我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之最大动机。

一两个钟头的冥想，决定了我个人往后几十年的行动。”

《自述》中的陈独秀和吴兆骞两位名士在科场拒考，使前者的后半生产生过辉煌历史，后者则深受苦难。

古人曰：科场如吃人的兽场。

此比喻有两种含义，一说旧科举制度对考生身心的摧残，二说科举制度下，种种腐朽的勾当使广大真才实学者深受其害。

然而，今人也有这样的话：自古考试森严，总有恶迹昭彰。

也许在百姓心目中，能够端平一碗水，靠实力跨越人生命运新台阶的事非高考莫属了。

正是由于大家对高考的这种认识，被称之为“国考”

的中国高考，在百姓心目中越来越神圣。

考生们吃尽苦中苦，熬过十几年寒窗之后，踏进考场的那一瞬间的无比紧张、激动，都是因为这一原因。

然而，人们当然不会想到，在高考这一神圣的净土里，其实也从来就没有让很多百姓感到过真正意义上的放心一回。

所以有位考生家长对我说：天下腐败者，惟在高考中做手脚的人最可恶！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高考，本不该有丑恶的现象出现，但既然是丑恶的东西，只要有机会与土壤，它便蠢蠢欲动，兴风作浪；高考中的腐败，则是直接使不该饱受落榜之苦的人失去了灿烂前程和一生辉煌。

中国高考中的腐败源于封建社会留下的旧意识，始于“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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