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乱了农民为维持

全年温饱最低水平的平衡分配，使次年春荒人口大大增加，出现长期的缺粮、断粮期，不仅不能保证种子和其他再生产需要，导致次

年继续人为减产因素加大，而且影响到生存。

以1960年农村每人年均消费156公斤（《建国三十年国民经济统计提要》第336页）计算，平均每天消费0。

425公斤，但如果办公

共食堂按每天每人消费0。

5公斤，则要出现53天的无粮期，后果是极为严重的。

因为无法统计各地农村人民公社的积蓄粮食数字和因

办公共食堂提前吃光粮食频率，这个因素虽然难以列出数据，但恶性后果是很明显的。

再从另一个角度分析，1959…1961年农村人均年消费粮食量为164公斤，比1957年的204。

5公斤下降20％，而同期城镇人口人均消费

粮食量只下降了2。

6％（《建国三十年国民经济统计提要》第336页）。

即使考虑到1957年农村人均粮食消费量高于城镇4。

3％，三年中

农村消费粮食减少的幅度也远大于城镇。

这就说明，高征购、办食堂等错误决策对农村的影响极大，而对粮食定量基本有保证的城镇

影响较小。

由此可见，决策错误对1959…1961年农村粮食减少的实际影响，并不仅限于公式（三）的比例。

从粮食减产看，自然灾害略大于

决策错误；从一个时期的集中缺粮情况看，决策错误影响远大于自然灾害。

可以说，由于“大跃进”

和“反右倾”

的错误决策，使农

村因自然灾害遭受的损失增加了一倍。

这与刘少奇在报告中引述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是基本一致的。

首先，刘少奇曾说明，“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

的原因是天灾。

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刘少奇选集》第419页）就他调查的湖南来

说，遭受自然灾害的程度在各省份中不算最大。

1958…1962年，全国遭灾最严重的10个省份是河北、辽宁、江苏、浙江、安徽、山东

、河南、湖北、广东、四川；前三名是山东、河南、安徽（国家科委全国重大自然灾害综合研究组编：《中国重大自然灾害及减灾对

策（总论）》第38页，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因此，受灾列为第13位的湖南，损失受决策错误影响显然是主要原因。

其次，本文只

考察了自然灾害和决策错误对农村粮食的影响，没有考察工业等方面的影响。

如果加上纯粹因决策错误导致大炼钢铁等的工业损失，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