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很为难，众人都盯着他，他一连呷了好几口热茶，才开始说话：“我们原来是主张和平解决的。

因为你们两方有许多人主战，而且意见很强烈，很尖锐。

张先生在东北军中举足轻重，这个我们详细研究过，情况也确实是如此。

为了张先生，为了道义上对得起朋友，我们红军最后也下决心不惜一战，流血牺牲是应该的。

现在你们既然一致主和，为了团结，我们当然是赞同的，不过我想提请你们双方都要高度注意自己内部的团结，耐心说服你们的部下，否则，恐怕还要生出枝节，形成意想不到的风波。”

会议结束了，当何柱国走进隔壁堂屋时，烟雾未散的桌边只剩下张政枋一个人，满地都是烟头，有的熄了，有的正冒烟。

张政枋对着何柱国郁郁地说：

“这边昨晚上把作战命令都起草好了，你们今天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真让人伤心透顶！”

说罢拧声走了，何柱国喊了几声，他头都不回。

第二天是二月一日，上午十点，东北军主要将领全部在新城大楼集中开会，由于学忠传达昨晚王宅会议的精神。

于学忠讲完之后，会场一片寂静，没有一人吭声，于学忠感觉情况非常不好。

为了临时迎合人们的心理来转变会场的气氛，他接着方才的话又主动表白：

“我于家受张氏父子两世深恩，对副司令的感情比谁都厚。

可眼下是进退两难；打吧，怕打不回来，反而把事情打坏，不打吧，更怕副司令回不来……我心里实在是难受！”

说罢竟放声大哭起来。

他一哭，众人益发觉得副司令回来的希望渺茫了，今后再难见张学良的面了，许多人一下子都痛哭流涕。

卢广绩、陈先舟向着于学忠跪下，一面痛哭一面大声疾呼，坚决要求与中央军开战。

王以哲病着，何柱国没有到会，于学忠除了痛苦之外，拿不出任何决策。

乱哄哄散会时，门口大街上左一伙右一伙的东北军士兵，堵住汽车不让过，争着抢着盘问会议精神。

东北军有史以来，从来没开过如此混乱的会议。

东北军众位将领之所以能原谅于学忠不与他过多纠，因为大伙心里明白，少帅不在，王以哲才是东北军里的实际核心人物，王以哲是保定军官党校第八期毕业的，从北大营当连长起，到团长、师长、军长，都是张学良一手提拨培养的，他行事干练，带兵打仗颇有一套，他那一军人马，在装备素质方面也是东北军里最好的。

由于他同少帅关系非同一般，许多军机要事，于学忠总是托他去办。

原先自皖系军阀投靠过来的于学忠清楚这层关系，众将领也体谅于学忠的苦衷，痛哭一场只好散伙。

朱仁堂、孙铭九同住在距金家巷不远的启新巷一号，绝望、悲伤而又怀着莫名的愤慨的少壮派们，一直认为朱仁堂、孙铭九、苗剑秋才是抗日联共、忠于张学良的中心人物。

二月一日之夜，又黑又冷，以往的那些熬着寒冷卖八宝粥、卖鸡丝馄饨的流动担子因为实在撑不住冻，早收了摊子回家去了。

远远近近一条黑影却缩着脖子，不约而同，纷纷摸进了启新巷一号。

两间堂屋里亮着灯，或站或坐，满屋是人。

苗剑秋、何镜华、刘启文、邓玉匆、杜维纲、文英厅、商亚东、王协一、于文俊……恰好是三十六位。

后来有人谈迷信，说这个冬夜是三十六个天星在去风桥聚会。

三十六张悲愤的脸，你一言我一语，句句蘸着油，带着火。

朱仁堂说：“以往参谋团的命令都由我草拟，现在何柱国要下撤兵命令，把我踢开，已经让参谋副处长刘本厚干起来了。”

孙铭九说：“下午何军长叫我去听命令，要我把特务团和抗日先锋队先撤下东门楼，集中到指定驻地，准备去撤离西安，他这是试探我听不听他的命令。”

“为什么他们不愿意副司令回来呢？蒋介石那一官半职就那样叫人眼红吗？！”

有人问。

“他二人派人与顾祝同秘密接触，谁知道闹的啥名堂！”

一张张面孔，有的更黑了，有的泛红了，一墩墩树桩一样全站在屋子里，言词充满火药味。

“蒋委员长骗他二人，说给个省主席当当，他们就真的背叛副司令了？！”

“他们有什么理由不执行渭南决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