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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部分（第1页）

、没什么技术但责任却很大的苦差事。

三百八十斤的毛坯缸体要一个人搬上搬下，还要在划线工作台上把这笨重的家伙竖过来横过去，六个面的线都要划到。

说责任大是因为划线是第一道工序，出了废品十有八、九责任在你，有人报废了三台缸体加了一年刑期。

惩罚我的原因是因为不能积极靠拢政府。

一年来我没有主动到办公室去过一次，从不向他们汇报任何情况。

这是他们很恼火的，但我又没有什么毛病给他们抓。

而车工是技术活，不少人想往车工组钻，让这样一个反改造分子呆在车工组怎么行呢？。

说是需要是因为已有的一个划线工是一个嘴巴能说，又能靠拢政府的大积极分子，可惜他不争气，不仅在生产进度上经常拖大件组的后腿，而且还屡出质量事故。

有人说如果严格一点，他可以不买手纸揩屁股，报废单就够他用了。

由于积极靠拢政府，他哪个月只报废了一台缸体，中队还要在全队面前表扬他，说他这个月的质量不错。

他成天叫唤缸体划线怎么累，怎么难，他忙不过来，要加人，在中队部点名要我，中队就汤下面，把我调去划线，既惩罚了我又打开了生产上的瓶颈。

这师傅倒是一点都不保守，巴不得我立刻能独立操作好让他从这苦力活中解脱出来。

我一过去就热心的给我做示范，看他手忙脚乱地忙了整整64分钟，一台缸体才完工，这对他来说是最高效率，一天7台缸体的工作量够他忙的，怪不得他经常加班加点。

在他做示范时我就在想如何改进他的方法，他示范完了我的方法在头脑中也成了形，又用了两天时间制作辅助工具和进行调整改进，最后我不慌不忙划一台缸体只需要18分钟。

他用的是小作坊式的思维，缸体在划线台上的高度是随机的，每台都不一样，这样每划一台缸体他都要重新计算并重新调整划针盘，有多少条线就要计算调整多少次；我用的是流水线的思维，只把缸体调整到我设定的高度，每个划针盘只负责一条线，这样在划线的过程中根本不需要计算和调整划。

用他的方法，不出事故不可能；用我的方法不可能出事故。

我做了三年的缸体划线工，好几千台缸体，没出任何差错，大概是新生汽修厂自生产缸体以来的唯一做到这点的划线工。

对我的惩罚变成了对我的奖励——时间上的奖励，我每天实际花在划线上的平均时间就三个小时左右，有大量的时间看书和琢磨车间一些工模夹具的设计或改进，我的小改小革有的大减轻了操作工的劳动强度，有的提高了工效数倍。

但不论我生产上表现怎样无可挑剔，在中队干部的眼里我始终是个危险分子，从不在任何场合表示对我有一丁点的肯定，但在所有犯人眼里我不仅是一个生产上的好手，更被大家看重的是我对任何人都没有威胁，不用担心我去汇报任何人任何事。

对容易受其它犯人欺负那部分人，包括有轻度智障的，我从不歧视他们，从心里我就认为人人都是平等的。

这态度让我在犯人中得到普遍的好感，一次全厂评选什么积极分子，名额非常少，不知那一次为什么中队初评采用了投票的方式，每个人只许写四个名子，在办公室计票的结果，我这个反改造分子在全队的票数最高，几乎是全票，这大大出乎中队干部的意料，他们做了那么多孤立我的工作没起一点作用，当然最后我肯定是榜上无名。

第二十六章　毛主席去世后的日子

现实生活中一些现象总是让我难以搞清楚究竟是纯属巧合，还是天人之间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

怎么咱们中国这块土地上凡有重大的事件将发生时，老天爷总要用他令人胆战心惊的方式发出警告，这警告就是人们闻之色变的地震。

1966年3月河北邢台发生大地震，两个月后中共中央发出“5。

16通知”

，国家主席刘少奇倒台的倒计时就此开始；1970年元月云南通海地震，一年后副统帅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1975年2月辽宁海城地震，不到一年总理周恩来去世；1976年5月云南龙陵地震，两个月后委员长朱德去世。

并且这几个重要人物离开这个世界的时间距地震的发生时间越来越短，刘少奇是44个月，林彪是20个月，周恩来是11个月，朱德是2个月。

这仅仅只是偶然的巧合吗？巧合得太有规律了，这是不是某个神秘力量明显已经开始了它的加速？一个最可怕的现实正在逼近？

一九七六年七月底发生了本世纪在我们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破坏力最大的唐山地震，一道蓝光闪过之后，刹那间天摇地动，一座生机勃勃的城市转眼间成为一堆废墟，二十多万条生命在那一刻化作一道青烟飞向天外，人们再一次意识到自己在大自然面前的脆弱和渺小。

“天上没有玉皇，地下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龙王。

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这种自诩为大自然的主人来号令世间万物的气概，作为一种文学创作上的浪漫未尝不可，但谁要真这样干，谁真要以大自然的主人自居，大自然会一直惩罚到他找不到北。

唐山大地震是不是大自然用太残酷的方式向我们发出的一个信号：一个时代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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