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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部分（第2页）

刚才在路上我突然冒出了个想法也不知道对不对，说出来大家议一下，如果索立平能脱离危险，那我们对这个三字兵的精力就要放在转化工作上，通过他来化解校内可能出现的流血冲突。

当然如果索立平醒不过来了，那就另作别论。”

“我同意李乾的看法，特别是最后的建议值得考虑。

是不是这样，先按索立平不死来安排，反正主动权在我们手上，索立平真有个三长两短，再惩办这个家伙也不迟。

拦个车把他弄到水院去，放那里安全一些。”

柳英发说。

“自己的人被打了，不想到报复是不正常的，但只想到报复那水平也未免低了一点，作为勤务组考虑问题要站得高些想得远些，刚才柳英发和李乾说的正是我在考虑的，我们想到一起了。

是不是还可以把工作做得更细一些，挑两个擅长做思想工作的跟他住在一起。”

何儒非在完善这个想法。

“按照这个思路，我们还可以放得更开一些，不论索立平的伤势怎么样发展，只要这个三字兵真的转了弯子，我们就把他放掉，让他去为我们做宣传，可能更有效。”

柳英发更向前走了一步，“但索立平的医药费等他家里必须全部承担，并且还要补偿，这点不能含糊。”

勤务组取得了共识。

“这个事就交给我来办。”

我对他们说。

勤务组里就我身体好一点，做这些具体的工作对我来说是责无旁贷。

转身走出办公室时已经十点多钟，天上看不到一颗星星，只觉得整个世界被无边的黑暗笼罩着，沉闷的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浓浓的血腥味。

文化大革命怎么演化成了武化大围剿？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怎么变成了危及人们生命的反动？看来我们这些年轻的学生对那些当权者的冷酷没有一点最起码的认识，他们文的不行就来武的，要用武力把我们扫平，流血牺牲是不可避免的了。

我想起林彪说的“政权就是镇压之权”

。

虽然勤务组意见的统一在意料之中，大家清醒而理智。

但一想到那个还躺在医院里不省人事的索立平就心里难受，就想哭。

理智是一回事，感情是另一回事，同学的工作好做，但我们怎么面对他的家人呢？我感到这个决定会使我在他的父母面前内疚、有愧，我会躲避和他家人的见面。

我感到步履沉重，短短的几十米路此时变得很长，我要把那个置我战友于死地的三字兵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而我那胜似亲兄弟的战友现在还生死未卜。

这个意见是我提出的，这个决定是勤务组作出的。

我们都清楚如果把角色倒过来，他们决不会这样善待我们，如果是我们的人在这种情况下落到他们手里，肯定早已成了刀下鬼，他们的口号是“二癞子就地镇压”

，他们心里想到的只是镇压，从肉体上消灭。

我们的这个决定是证明我们政治上的成熟还是在现实面前的无奈？是出于理性和智慧还是造反派必须要做出的牺牲？我自己此时此刻都有点说不清楚。

事后我倒领悟到：前面那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至少说明我们对生命的尊重超越了观点的分歧，那怕是在长达18年的牢狱经历中最难熬的时刻，对这一点不仅没有后悔过，而且一直为当时勤务组的这一决定心存骄傲。

我们在他们眼里是该镇压的对象，1967年6月24号百万雄师以7800名武斗人员（另有3000名机动武斗人员备用），500多辆汽车、7辆消防车的兵力攻打毫无防备的楼内只有220人的“工造总司”

总部，且其中大多数是老弱病残。

当场杀死手无寸铁的十六岁女学生朱庆芳等28人，受重伤后来死在医院尚未计算在内。

30多年后，曾有人就此事当面质问已官至武汉市某局局长的该组织负责人，他竟说：“当时谁骂我们，我们就杀死谁。”

但我们却从不曾把他们当作敌人，只是把他们看着是观点分歧的人，有人提出来要到武汉重型机床厂去弄点长矛来的意见在勤务组都通不过，认为长矛弄回来会对准自己的同学，可他们却下得了这样的毒手，一心要置我们于死地而后快。

明知这是一杯透心的苦洒，也能自觉地一口喝下去，还不皱眉头。

如果这样做最终也改变不了我们下地狱的命运的话，那我们就下吧。

真应了一个哲人说的话：我们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同学听说要把贺××转到水院去，尽管有人说太便宜他了，但没有人阻挠，还是积极按勤务组的决定办。

拦车的同学很快回来了，是一辆小三轮货车，司机听说是要把一个杀害造反派的三字兵送到水院去，二话没说就来了。

两个红十月的战士用毛巾把何的眼睛蒙上后，架起来要他走，他两腿抖起来，迈不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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