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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1页）

毛泽东在利用青年的热情无知，去进行一项冒险的“社会实验”

时，并没有为他们上“保险”

；而“革命导师”

为革命的远大目标，可以不择手段、不惜牺牲人的生命的“教导”

，则无可回避地充当了“教唆犯”

！

……如此等等，都是作者沉痛反思，难能可贵的思想结晶。

但是，我认为，在这个案例中，可能还有一层未被当事人和法律注意的自然原因。

那就是当事人未满十八周岁，尚不具有完全意义上的法律责任人资格。

让这样的人承担整个学校的保卫工作，本身就是把一个过于沉重的责任加之于一个不能承受之身。

再则，在犯案的前一天，主人公曾因庆祝胜利喝了酒，而且是“生平第一次喝醉了酒”

。

醉酒对于人体的伤害是不言而喻的，它直接伤及脾胃，抑制大脑，尽管他所犯案的时间已经是酒后二十小时，但错误的决定，却是在更早的时候做出的。

因此，我认为，此案可能还有一个“隐性杀手”

——酒精——的责任未被追究。

虽然没有人能证明，当事人在犯案时的身心不正常，但亦没有可靠的科学证据表明，他已回到了正常状态。

否则就无法解释，在正常状态下一个非常理性、讲策略、有一定政策水平，而且判断精准的人，为何会犯一般人都不可能犯的错误。

此外，还有一层可能未被揭示的原因，那就是当事人正处在恋爱状态中。

而他的恋爱对象，也曾有受男生欺负的经历。

女生对于“安全感”

的渴望，于男生的“骑士”

精神和“英雄”

情结自然会构成一种激励。

在激素的作用下，一个血性未定的少年人，脱离理智轨道而犯下过错的事例，在任何时代，都屡见不鲜。

“革命”

与“犯罪”

作者在书中多次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但我在读这本书时，更经常想到的却是他的《卡拉马佐夫兄弟》。

在这本文学巨著中，被杀者是一个人人恨不能杀之的恶棍“暴发户”

，但他的被杀，却触犯了刑律。

人们都把死者的长子，性格刚烈、脾气火爆，而且有利益牵连，又是情敌，曾扬言要杀死父亲，案发时又刚好在出事地点的德米特里当凶手来怀疑、追查。

而真正的凶手，却是死者奸污一位傻女后所生的“私生子”

——死者家中的厨子。

这个帮工之所以犯案，虽有其自身的心理原因，但主要是听信了死者次子伊凡的“教唆”

。

阴柔，但却一贯以正人君子面目示人的伊凡，长期以来灌输的“革命”

思想，使这个帮工早已模糊了“犯罪”

与“革命”

的界限，他相信伊凡所说，“任何事情都是可以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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