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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部分（第1页）

于为秦国擒敌将，破敌军，开拓了千里之遥的疆城。

吴起奉事楚悼王，使私人不能损害公家，奸佞谗言不能蔽塞忠臣，议论不随声附和，办事不苟且保身，不因危险而改变自己的行动，坚持大义不躲避灾难。

就是这样为了使君主成就霸业，使国家强盛，决不躲避殃祸凶险。

大夫文种奉事越王，君主即使遭困受辱，仍然竭尽忠心和毫不懈怠，君主即使面临断嗣亡国，也仍然竭尽全力挽救而不离开，越王复国大功告成而不骄傲自夸，自己富贵也不放纵轻慢。

像这三位先生，本来就是道德大义的标准，忠诚气节的榜样。

因此君子为了大义遭难而死，视死如归；活着受辱不如死了光荣。

士人本就该具有牺牲性命来成就名声的志向，只要是为了大义的存在，即使死了也没有什么遗憾的。

为什么不可以呢？”

蔡泽说：“君主圣明，臣子贤能，这是天下的大福；国君明智，臣子正直，这是一国的福气；父亲慈爱，儿子孝顺，丈夫诚实，妻子忠贞，这是一家的福分。

所以比干忠诚却不能保住殷朝，子胥多谋却不能保全吴国；申生孝顺可是晋国大乱。

这些都是有忠诚的臣子、孝顺的儿子，反而国家灭亡、大乱的事例，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没有明智的国君贤能的父亲听取他们的声音，因此天下人都认为这样的国君和父亲是可耻的，而怜惜同情他们的臣子和儿子。

现在看来，商鞅、吴起、大夫文种作为臣子，他们是正确的；他们的国君，是错误的。

所以世人称说这三位先生建立了功绩却不得好报，难道是羡慕他们不被国君体察而无辜死去吗？如果只有用死才可以树立忠诚的美名，那么微子就不能称为仁人，孔子不能称为圣人，管仲也不能称为伟大人物了。

人们要建功立业，难道不期望功成人在吗？自身性命与功业名声都能保全的，这是上等。

功名可让后世效法而自身性命不能保全的，这是次等。

名声被人诟辱而自身性命得以保全的，这是下等。”

说到这里，应侯称赞讲得好。

蔡泽抓住了应侯“称善”

的这个缝隙，趁势说：“商鞅、吴起、大夫文种，他们作为臣子竭尽忠诚建立功绩那是令人仰慕的，闳夭奉事周文王，周公辅佐周成王，难道不也是竭尽忠诚极富智慧吗？按君臣的关系而论，商鞅、吴起、大夫文种他们令人仰慕比起闳夭、周公来怎么样呢？”

应侯说：“商君、吴起、大夫文种比不上闳夭、周公。”

蔡泽说：“既然这样，那么您的人主慈爱仁义信用忠臣，厚道诚实不忘旧情，他贤能智慧跟那些有才能明大理的人士关系极为密切，情义深厚不背弃功臣，在这些方面比起秦孝公、楚悼王、越王来怎么样呢？”

应侯不便回答就说：“不知道怎么样。”

蔡泽说：“如今您的人主亲近忠臣，是超不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的，您施展才能，努力替人主解决危难，整治国家，平定叛乱，增强兵力，排除祸患，消除灾难，拓宽疆域，增种谷物，使国家富强，百姓富足，加强人主的权力提高国家的地位，显示王族的高贵，天下诸侯没有哪一个敢于侵凌冒犯自己的人主，人主的威势压倒一切诸侯，震动海内四方，功劳显扬于万里以外的地方，声名光辉灿烂，流传千秋万代，在这些方面您比起商鞅、吴起、大夫文种来怎么样？”

应侯说：“我比不上。”

蔡泽说：“如今您的人主亲近忠臣，不忘旧情比不上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勾践，而您的功绩以及受到的信任、宠爱又比不上商鞅、吴起、大夫文种，可是您的官职爵位显贵至大，自家的富有超过了他们三位，而自己不知引退，恐怕您遭到祸患要比他们三位更惨重，我私下替您感到危险。

俗话说‘太阳升到正中就要逐渐偏斜，月亮达到圆满就要开始亏缺’。

事物发展到鼎盛就要衰败，这是天地间万事万物的常规。

进退伸缩，附合时势的变化，这是圣人恪守的常理。

所以‘国家政治清明就出来做官，国家政治黑暗就隐退不干’。

圣人说‘明君在位，有作为的人就应当辅佐以施展报负’。

‘用不正当的手段得到的富贵，在我看来就如同浮云一样’。

现在您的怨仇已经报复，恩德已经报答，心愿满足了，可是却没有应变的谋划，我私下认为您不该采取这种态度。

再说了，翠鸟、鸿鹄、犀牛、大象这些动物，它们所处的形势位置，不是不远离死亡的，可是它们之所以死亡，其原因就是被诱饵所迷惑。

像苏秦、智伯那样的机智多谋，不是不能够避开耻辱远离死亡，可是他们之所以死于非命，其原因就是被贪得无厌所迷惑。

因此圣人才制定礼法，节制欲望，向百姓征收财物要有限度，使用百姓要按时节，也要有节制，所以心志不过分强求，行动不骄横无理，时时事事严守制礼节欲的原则而不失掉它，因此天下才承继他们的事业而永不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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