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只有加紧对农村的索取。

一时农民负担之重，引起若干历史家强调，他们所付的土地税供应了政府的国家资本；他们所付的地租，又供应了企业家的私人资本。

我们所谓日本较容易地进入资本主义体制，乃是与别的国家比较，其历史背景内已有很多因素有利于此种体制之展开。

即使其功用不一定能与新时代之需要衔合，其组织上之一般原则仍能迁就适用。

即农村能承受“原始累积资本”

之负担，也系维新紧接着长时间的封建体制，一般农民同样地被威逼，并不觉得上端的改头换面对他们的生活应当产生剧烈变化。

甚至外界的压力也发生了积极的作用。

不平等条约无非关税不能自主，和治外法权的羁绊。

在企图脱离这些束缚的时候，日本只有竭心尽力地使民法和刑法现代化，因此更加速接受了西方的法律观念和法庭程序。

以这些新制度之组织，加诸传统的习惯与纪律，于是明治维新在历史上造成奇迹。

日本进入资本主义时期，也是外间军国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流行之日。

新体制因外界压力而诞生，自此无法避免强度的功利主义和国家主义影响。

很多当事人看不清历史上的因果关系，总以为明治维新的成就出于领导人物的行止优越与道德高尚。

况且资本主义的效率也容易与日本人传统的长处相混糅。

所以不少人物总以为以日本的领导能力加诸近邻各国，不难造成共存共荣的局面。

这也就是大东亚主义和大东亚共荣圈种种设想动机之所在。

因此从长远来看，江户开户、明治维新、甲午中日战争以迄太平洋战事，都有密切关系。

德国—；—；国家主义支持资本主义，还是新资本支撑国家？

欧洲的民族国家每个历史背景不同，符合着“各有千秋”

的概说。

当中最奇特之处，无逾日耳曼民族和新兴德国之关系。

此二者既非两位一体，又不能分割。

虽然互相重叠，可是又不能首尾一致。

历史上之日耳曼民族由东向西南迁徙，在意大利则成伦巴底人（Lombards），在法国则为诺曼（Normans）及勃艮第（Burgandians）人，在英国则称盎格鲁萨克逊人（Anglo－saxons）。

此外瑞典、挪威、丹麦、荷兰的土著也算日耳曼民族。

这些在德国以外之人民，各自树立了他们个别的民族性格，事实显然不在话下。

可是迄至1871年，留居在今日德国的道地日耳曼人既操德语，又在历史上长期地表现了他们显著的民族性格，并且在文学哲学音乐与艺术各方面树立了他们的专长，却尚没有自己的国家。

在地理上提到德国，说的人和听的人都不难臆度其大概境域之所在。

可是要画一条确切的国界，则在东西南北都有困难。

而且神圣罗马帝国之存在，增加了此中混淆，这帝国之皇帝名义上由德国境内重要之王子主教选举上任。

实际上除了一次例外，亘四个世纪全由哈布斯堡家以遗传方式蝉联王位。

哈布斯堡为奥地利王室。

本来奥地利人也是道地耳曼人，也算道地德国人，而哈布斯堡王室经常与外国王室联姻，自己倒带上了外国色彩。

被他们视为家产的领域跨地极广，包含着不同的民族，也牵涉到不少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