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日资本主义这一名词尚未发明，英国社会却已成为一个实质的资本主义社会。

亚当·；斯密在他的书中反复检讨这社会的合理性，并提出建议，则他已不期而然地成了一个实质的资本主义发言人。

《原富》在很多地方用比较的方法来写作。

他常说荷兰比英国强，英国又比法国强，所有欧洲国家又都比中国强。

此中所谓富强和贫弱，有似于我们今日所谓已开发国家及开发中国家之别。

从作者的叙述看来，前者所有的各种经济因素都已组织妥当，高速的和广泛的互相交换，后者则无此情景。

亚当·；斯密接受了霍布斯及洛克的自然法则和劳力价值论（《原富》书中多次提到霍布斯），认为劳力决定了商品的交换价值，也承认了劳力可以当作商品交换。

劳工必须牺牲生活中一部分的“安适、自由和快乐”

（ease，liberty，happiness）去换取“生活中之必需品和方便处”

。

亚当·；斯密也相信，在原始状态，劳工控制他自己全部的制成品。

以后土地既为地主占有，可以作为工资，先期垫借的制成品又在资本家（他书中称“主人”

＇master＇）手中，所以商品的价格由三个因素组成，此即地租、利润和工资。

以后提到制造，作者不再提及地租，而代之以利息。

这决定物价的三个或四个因素，与其他的几个因素如分工之程度、货币数量及流通状态、法制（决定国家的经济系前进、后退或滞留）、人口、国民的总收入（revenue）及全部存货（Stock）等条件互为循环。

譬如说劳工希望增加工资，资本家则希望压低工资争取利润。

但是总收入充裕、存货增集时，也是做生意最好之时，资本家增加制造，人手供不应求，工资随之增高，劳工既有额外之收入，即生儿育女，引起人口增加，有北美洲的情形作例证。

人口过剩时，则失业者增多，这时候社会上的高级人士也屈尊降贵的与劳动阶级争饭碗，只有把工资减低，最后终必引起天灾人祸灭杀人口，一到死亡相继时，人口终必返归于其国富所仅能支持的程度，有印度之孟加拉省的情形为例。

写到这里，亚当·；斯密将工资与人口的消长树立而为一种定理，指出工资必与维持生活之最低标准接近，不能更低，也不应过高。

否则人口的激增与剧阵又把局势恢复到以前的状态。

可是这样又把国家经济说成一个滞留的状态（这也是中国几百年内的实情），也与《原富》的一个观念相反。

亚当·；斯密没有朝这方向发挥。

他提到18世纪之英国迄至他的时代，工资只有继续上升，如言实际工资（real　repense　of　labor），亦即货币工资（例如每年30镑，或每日1先令）所能购买之“生活之必需品及方便处”

只有较前更多。

也就是说，以今较昔，英国一般之生活程度有显然的进步，而且惠及于一般民众，作者深以为幸。

英国凭什么打开这局面？作者支吾其辞。

他在下文说及英国工资因季节而异，也因地区而异，所以工资不必与食粮之价格结成一体。

然则这仍没有答覆上面的问题。

《原富》也再三说到分工合作的重要。

分工愈精，生产愈有效率。

分工又与市场之大小有关。

他指出苏格兰之高地，每个农夫都是屠夫、烤饼夫兼酿酒夫。

大凡市场扩大，分工的程度精密，固然可以增加生产效率，但终必待到一个较大的资本为之出面主持，为什么这时候英国能聚集资本，而其他国家不能？

18世纪英国之整饬军备，开发殖民地，不能与资本主义无关。

《原富》列举17世纪后期以来，伦敦经过大火与瘟疫，英国又有两次对荷战争、光荣革命的骚乱、对爱尔兰的战争，又有1688、1702、1742及1756年四次对法战争（最后一次即七年战争），又有1715及1745年的叛变（詹姆士二世之后人企图复辟），国家发行的公债多至145000000镑（17世纪国家之收支出入仅以百万计，未有及千万者），再加上各时期非常的费用，耗于以上事故的必逾2亿。

亚当·；斯密是和平主义者、反战派，他不能出面讲战争对积集资本之贡献。

相反的，他伤叹着这样一笔国家之大财富用于不事生产的事业、豢养不事生产的人手，要是全部投资于建设，其裨益何堪计料。

但是像亚当·；斯密这样一个精明又见闻广博的作家当然知道，英国除接受荷兰之投资外，以上债务大部在国内招募。

战事多在海外举行，英国又屡次获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