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下乡，没有这点，我们立不住脚。

三是仗打得好。

形势不利时，我们正确的退却（比如不打第一次锦州之战），该打时就苦打硬打。

四是“七？七决议”

后，东北局领导同志高度的共产主义的团结，这是有很大意义的。

这里林、罗以全力照顾地方，地方优先照顾军队，这就合拍了……

罗荣桓认为：

胜利原因是在东北局统一集中的领导下，贯彻了中央方针，完成了土改，进行了建设，创立了强大的军队，以这来解决历史上的争论与教育全党。

历史的争论，事实已做了结论。

形势问题，有所谓独占东北的口号。

这一口号存在侥幸心理，是对和平发生幻想，想靠红军保镖。

后来又有一战（决胜）的问题。

这还是和平幻想……

毛主席1948年12月的电报，具体解决了形势发展的问题。

但“七·七决议”

以后才贯彻了毛主席的方针。

从三年的战果来看，更证明了“七·七决议”

是正确的。

胜利时指出这一条很必要，这不是仅是为了回答过去的争论（这在事实上已做了结论），而特别重要的是教育了全党干部。

历史已经过去60多年，回顾这段历史过程，应是认识与实践逐步统一的过程。

认识与实践脱节，主客观的脱节导致战略上的失误。

对这个失误，彭真有责任，中共中央、毛泽东和刘少奇也有责任，而且责任可能更重些。

然而在“七·七决议”

以及1948年11月会议决议中，却以毛泽东的“一二？二八指示”

为线定是非，过多追究个人的责任。

这些是是非非，影响到东北干部的团结，甚至使得一些人结怨甚深，延续多年。

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说：彭真在东北的错误只有半年，当时有许多情况都不清楚，不能算路线错误，只能说是“路线性的错误”

。

1953年在财经会议上，他再次提起，说一波的错误与彭真在东北的错误不同，彭真的错误是“路线性”

的错误。

1985年编写《辽沈决战》一书时，双方重开论战，陈云和彭真各自组织人写了该书的“综述”

。

彭真认为他当年是执行中央的指示，并无大错。

两篇文章送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说：这件事就不要再争了。

两篇文章都不发表，一起存档。

这段历史孰是孰非，自有后人去评说。

但要说高岗从那时就反对刘少奇，就有野心，甚至要夺权，显然根据不足。

反之，要说彭真等人那时反对林彪和高岗是“有先见之明”

，甚至以此说明林彪、高岗之“一贯反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