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他们不砸不抢，不哭不闹，警察也拿他们没多少办法，只能规劝。

而法律层面的事故鉴定，则还需要漫长的等待。

围观的人群议论纷纷，和上一次不同的是，这一次支持医馆的声音明显増多。

或许过于明显的训练有素，其实反而成了别有用心者的败笔。

我趁人群议论纷纷的时候，径直走到董大成夫妇面前。

他们俩仍然穿着那身破旧的衣裳，过了一个年，脸色也并未显得多半点儿丰润，每一条过早滋长的皱纹里，都填满了辛勤劳动者的悲苦和心酸。

他们深深地垂着头，谁也不看，眼观鼻，鼻观心。

我蹲下来，问他们：“你们还记得我吗？”

董大成下意识地抬了一下头，而他的妻子则毫无反应。

我看到他混浊的眼神微微闪动了一下，但飞快地归于麻木。

他再次低下了头，这一次任我说什么也不再动弹。

我试图唤起他们对那一夜的记忆，我说我就是那天晚上你们来求助时和封医生一起接待过你们的人，那时孩子已经陷入昏迷，你们说医院已经回天乏术，让你们出院，甚至因为已经没有钱了，连最后让孩子缓解一些痛苦的针药也无法承担。

你们求封医生发发慈悲，救救孩子，封医生答应你们尽力一试，也向你们说明了病到这个地步已经希望渺茫，但至少努力让孩子不那么痛苦，你们当时千恩万谢领走了药，你们都忘记了吗？

我说我也是生过重病的人，我知道病到连医生都拒绝医治的那种绝望，这世上或许有很多的病痛还不是人力所能治愈，但是如果连愿意努力的医生都没有了，那对病人来说才是最残酷的，我不相信你们这样闹事是你们的真心，不管有什么原因，这样对曾经对你们伸出援手的医生都是不公平的，孩子也会难过的。

我不停地说啊说啊，像是害怕他们突然又消失不见，急着想把心里想说的话全部说出来。

以至于后来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

我一直想找到他们，是因为我是那天晚上接诊的见证人，我抱过那个孩子，我接触过这对夫妇，我相信他们不是这样是非不明的人。

有人说过，假若所有的事情真相都要取决于人的良知与勇气，那其实是一种天真和单纯。

我偏偏只拥有这一点或许无用的天真和单纯。

我感到我说到孩子的时候，董大成的身体似乎轻微地颤抖了一下，但是他一直纹丝不动的妻子突然猛地掐了他的手背一下。

这个小小的动摇和角力，让我看到了一线希望。

但是之后任我再怎么说，他们都不再有动静。

我无奈地抬头看向封信的方向，却突然发现，不知何时，他来到了我的身边。

但他的脸色并不是愤怒，也不是伤心，而是微微地皱着眉，似乎在思考什么。

出事以后，我从未与他正面谈起过这件事，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我蓦然间想起那天他对我的质问，为什么我什么都不问，却以为都了解。

我黯然地低下头，听见他的声音在耳边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