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来她一直待在斯德哥尔摩南郊的一家化学工厂。

离婚之后她必须独自扶养女儿，被迫要找个上班时间比较短、薪水比较低的工作。

她感觉到彷徨无助。

在绝望之下，她突然辞掉工作，也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

与此同时，失业率逐渐升高，工作机会严重短缺，连学历高的专业人士也去争取一些待遇很差、工作条件远低于他们能力的工作。

有一阵子莫妮塔处于失业的状态。

她虽然领有微薄的失业保险救助金，整个人却愈发沮丧。

她每天想的就是如何让收支平衡，房租、食物和为莫娜买衣服就花掉她所有的收入。

她没有钱替自己买衣服，也必须戒烟，催账单堆得越来越高。

最后她只能抛弃自尊向彼得求助，毕竟法律要求他支付莫娜的花费。

虽然他抱怨说自己的家庭也要照顾，但还是给了她五百克朗，她立刻就用这些钱偿还了一些债务。

一九七0年秋天，她在一家公司做了三个星期的临时工作人员，又在一家大面包店挑了几个星期的面包，除此外，莫妮塔在这段期间没有稳定的工作。

她不为找不到工作难过。

因为早上可以起得很晚，白天又可以和莫娜在一起，感觉相当不错。

只要不需为金钱操心，她不在乎有没有工作。

时间一久，她继续念书的欲望也逐渐减弱。

如果一个人付出了时间、精力，背负了一身债务，所得到却是毫无价值的考试成绩和阿q式的知识充足感，这又何必?此外，她也开始思考，除了拥有较高的薪资和较愉快的工作环境之外，人生应该还有更重要的事，果真如此，投入这个工业化资本主义的社会系统才显得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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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节前她带着莫娜到奥斯陆去找她姐姐，她们的父母在五年前双双死于汽车事故，姐姐是她唯一的近亲。

父母去世之后，到姐姐家过圣诞节变成她们的一个传统。

为了筹到买票的钱，她把父母的结婚戒指和她继承来的珠宝拿去当掉。

她留在奥斯陆两个星期，过新年回到斯德哥尔摩时，她胖了六磅，而且感受到很久没有过的快乐。

一九七一年二月，莫妮塔庆祝她的二十五岁生日。

这时彼得已经离开她一年了，莫妮塔觉得这一年中自己的改变比整个结婚时期还要多。

她变得成熟了，发现自己新的一面，这些是正面的影响。

但她也变得比较冷酷、比较认命，生活过得比较清苦，这些则是负面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