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幸运能进圣约翰大学，那时圣约翰大学是公认学英文最好的地方。

由于我刻苦用功，在圣大一年半的预备学校，我总算差不多把英文学通了，所以在大学一年级时，我被选为echo的编辑人而进入了这个刊物的编辑部。

我学英文的秘诀就在钻研一本袖珍牛津英文字典上。

这本英文字典，并不是把一个英文字的定义一连串排列出来，而是把一个字在一个句子里的各种用法举出来，所以表示意思的并不是那定义，而是那片语，而且与此字的同义字比较起来，表现得生动而精确；不但此也，而且把一个字独特的味道和本质也显示无遗了。

一个英文字，或是一个英文片语的用法，我不弄清楚，决不放过去。

这样precarious永远不会和dange肉s相混乱。

我对这个字心中就形成一个把握不牢可能失手滑掉的感觉，而且永不易忘记。

这本字典最大的好处，是里面含有英国语文的精髓。

我就从这本字典里学到了英文中精妙的片语。

而且这本字典也不过占两双袜子的地方，不论我到何处去旅行，都随身携带。

当时学习英文的热情，持久不衰，对英文之热衷，如鹅鸭之趋水，对中文之研读，竟全部停止，中国之毛笔亦竟弃而不用了，而代之以自来水笔。

此时以前，我已开始读袁了凡之纲鉴易知录。

此时对中文之荒废，在我以后对中国风俗，神话，宗教做进一步之钻研时，却有一意外之影响，详情当于次章论及。

在圣约翰大学，学生之中文可以累年不及格而无妨害，可照常毕业。

当时有一位中国教师，是老派的秀才，不知道如何上课。

将近一百页的民法，他继续不断的读，然后解释，这样一点钟上大约十行，这样一本如此薄薄的书，就可以拖长讲上一学期，每点钟讲完那十行，便如坐禅沉思，向我们学生凝神注视，我们也同样向那位老先生望着。

因为学生不能在完全真空中将头脑镇定静止，我们大都乘机带进别的书去偷看，藉以消磨时间。

我分明记得当时暗中看达尔文，赫克尔（haeckel）的著作，还有张伯伦（williamhowardchamberlain）的十九世纪之基础（foundationsofnineteenthcentury），这本历史对教历史的教授的影响是很大的。

那位老秀才有一次告诉我们可以坐汽车到美国，他于是成了学生们的笑柄。

在民国十九年之后，圣约翰改成中国式的大学，里面的情形也就与前大不相同了。

诚然，圣约翰大学能举出优秀的毕业生如顾维钧，施肇基，颜惠庆等，他们都曾任驻美大使，但是就英文而论，圣约翰这个大学似乎是为上海培养造就洋行买办的。

一直等我进了哈佛大学，我才体会到在大学时代我所损失的是什么。

圣约翰大学的图书馆有五千本书，其中三分之一是神学。

我对这整个的图书馆，态度很认真，很细心，其中藏书的性质，我也知道，我在这方面是颇为人所称誉的。

来到中国做传教士的洋人之中，有些好教授，如巴顿麦克奈（bartonmcnair）教授，还有一位瑞迈尔（remer），学识都很好；还有一位美国布鲁克林口音很重的教授，因为对圣约翰大学极具热心，自动义务来教书。

校长卜舫济博士（f.l.hawkspott），娶了一位中国的淑女为妻。

他治事极具条理，据说他固定将一本长篇小说每周读一章，一年读毕。

在他的图书室里，我看见一卷bradley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