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完，我又点了两杯啤酒。

他跟我讲述了他的处境。

他的妻子在他坐牢时，找了另一个可以照顾她和孩子的男人。

他可以理解这些事。

或许这样对小爱德华来说是最好的安排，不必被一个叛国贼老爸抚养长大。

看来爱德华已经认命了。

他说他想从事运输业，但去应征的驾驶工作却全数落空。

“可以自己买一辆卡车啊，”

我说，“你也应该自己创业。”

“我没有那么多钱。”

他迅速瞥了我一眼，我已隐约察觉到这段谈话的走向，“银行对前东线士兵也不是很好，他们认为我们都是骗子。”

“我有点存款，”

我说，“可以借你。”

他拒绝接受，但我说，借你就是借你。

“当然是要收利息的。”

我又说。

只见他笑逐颜开，但脸色随即又严肃起来，说要等到事业稳定可能得花很多时间。

于是我跟他保证，利率不会太高，只是象征性的而已。

我又叫了一轮啤酒。

最后，我们两个人醉醺醺地走出施罗德酒吧，握了握手。

就这么一言为定。

一九五〇年八月三日，奥斯陆。

……信箱里有一封维也纳寄来的信。

我把信放在厨房餐桌上，凝视着它。

信封背面写着她的姓名和地址。

五月的时候，我写了一封信寄到鲁道夫二世医院，希望有人知道海伦娜的下落，并把信转寄给她。

为了避免有人拆开信偷看内容，我没写下任何可能危及我和她的事，当然也没用真名。

我一点也不奢望寄出去会有回应。

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内心深处是不是真的希望得到回应，除非这个回应是我要的。

已婚，当了妈妈并有个小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