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回到伟民那个时代，低指标年代伟民病了一场，差点没了命。

原因就是没得吃，好多人饿的都不行，他也饿的全身浮肿。

后来经过仁成文大夫治疗好多了，但是也又经过了好长时间的调理。

一次，伟民去抓了药，手里拿着一包药往家里走，结果让人盯上了，一个草纸药包，那个人觉得是点心，一下子给抢了去，迅速打开一看是药，马上给扔了，伟民还没反应过来，愣在原地看，中药撒了一地，他反应过来才知道这是一个饿的很的人，误解了自己拿的是药，他回去与父亲说：“药没了，路上被人抢了，该怎么办？”

父亲说：“没事，重写一下。”

再去抓就可以了。

一九六零年，苦难的年代。

我父亲那个时候村子里有沟地，地里种着瓜果蔬菜，父亲整个村子都靠这个沟度过了南关。

我母亲村子里的人饿的厉害，姥姥去田地里抓青蛙吃。

早起，姥姥与大姥姥偷偷烧小土豆溜溜吃，有的人饿的不行，就去小天地找死了的孩子，人们饿的不行不行的，姥姥院子里一个男青年，一代土豆换来了县城一个漂亮的姑娘。

这个姑娘改革开放以后，回城做起来服装生意，丈夫在医药公司上班，后来一直生活的很好。

几年过去了，与伟民思绪穿越到了1966年。

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场浩劫动荡在伟民记忆里。

伟民与我讲，那个时候徐州分两派，两派立场不同，结果真枪实弹打的不可开交，真枪实弹。

他是资本家出身，被说成狗崽子，两派都不要。

所以伟民与朋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们感到没法在徐州待，那时他正在上学。

但是学生队伍火药味十足，他们也分成了两派，有些学校德高望重的老师被批，甚至被打。

氛围一点不对，十分紧张。

狗崽子们就商量怎么办？然后想了一个办法，听说全国各地学生串联，有接待站，他们也串联去，躲开两派之争。

伟民几个人说好就连夜赶制大旗，大旗上赫然写着：新红军长征队。

他们几人裁好旗帜，写好大字，第二天一早就出发了。

出发时候他们一个人扛着大旗向前走，另外几个人跟着，两派人看着，都很奇怪。

伟民说他们几个人组成的新红军长征队浩浩荡荡出发了，就此躲开了徐州两派的折腾。

伟民与几个朋友一起出发，带的干粮馒头和咸菜。

他们走了一天，馒头快吃完了，一天的路程，大家走了没多远，都累的直不起腰来，脚也疼，后来有人坚持不了，不走了回去了，剩下来大概有七个人继续坚持，说不能半途而废。

回去去哪里？两派斗争得要命，也不敢回去。

晚上，他们找地方草草休息了一下，第二天又继续走了。

一边走，一边打听，确实有的地方有接待站，有吃有喝，伟民他们就扔掉了原来干了的馒头，放心大胆的每天继续前进。

一路上，开始脚疼起泡，有人说用头发丝穿过去，放了泡里边的脓水就好了。

后来，走着走着，脚没事了，走的也越来越快，大家一看“新红军长征队”

，赶快接待，年轻人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学习，不怕苦不怕累，更不怕困难，体验革命先驱的不易，这是他们的队伍意义所在。

还好，伟民他们串联了好多地方，去了好多地方。

就西藏，香港没去，大部分地方都去了。

他们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欢迎。

伟民他们一路都是走着，别人有坐火车的，汽车的，他们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