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相同的，各个国家的政府都是神经末梢循环非常差的，这个法律制定是1950年的时候，那时候正在冷战，现在的政治平衡完全不同了，从柏林墙的倒塌，结束了这样的政治格局，这种情况下，他们依然用非常僵硬的一套法律来约束他们的人，我觉得在某些方面就让我想到了所有的官僚机构都是满可笑的，而且它是在一个自由的旗号下，所有的这些事情，我自己经历的，跟fbi打的交道，我觉得很可笑，完全是一部荒谬小说，所以我自己就写了很荒谬的，很好笑的，我很少写很好笑的东西，在这篇东西里面，我觉得是舒展了我的幽默一面。

主持人：这本书有没有发行？

严歌苓：是在国内和台湾发行的。

主持人：进来的每一位网友都向您提出关于作品本身的问题，可见大家都是您忠实的读者。

网友：《也是亚当，也是夏娃》里面，您结尾的意思，是不是女主人公和男主人公的交往，是不是可能就会改变他们的性取向呢？

严歌苓：这是一种希望和一种愿望，我觉得应该有一种超越性别的爱情，在我是存在的，在我和许多同性和异性的朋友当中，我认为这种感情是有的，我觉得我和他们有很多的恋恋不舍的一些情愫，但是这些情愫好象不属于性的。

我就在这篇作品里，在女主人公身上，把我自己刹那之间的情感的体验放进去了。

网友：看到《扶桑》发髻里滚出的铜钮扣，我被震撼了，您这种神来之笔是怎么创作出来的？

严歌苓：其实在我开始写这部作品的时候，写到《扶桑》这个发髻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这两个人将来要经历怎样大的悲痛和误会，这个钮扣是将来误会的钮扣，能解开一切，我就用这个形象，夕阳下金色的钮扣滚了出来，长发飞舞，流动的美丽，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好看的，非常惊心动魄的画面。

网友：我非常喜欢您早期的作品，《一个女兵的悄悄话》，觉得非常好，但是跟您现在的风格好象不太一样？

严歌苓：大概是我的经历也产生了很大的变化，我89年出国，自己在情感上、婚姻上都产生了很大的变化，我觉得我对生活的观察和对自己的整个的文学创作都有了新的要求，不变化是不可能的。

网友：您觉得您的创作高峰是在什么时候？您是怎样保持它，还是顺其自然？

严歌苓：我很难说有什么创作高峰，我每天都要写一点东西，我觉得这是我新陈代谢的一部分，我希望要这样做，这也成了我的健康，我所有的整个生理生活的一部分了。

网友：那么当一个作家遭遇到情绪上的低谷，比如说一些生理反应，抑郁或者是失眠的时候，您是如何克服的？

严歌苓：告诉你们一个实话，我是严重的失眠症的患者，已经有二十年的历史，吃安眠药也已经吃得非常可怕。

我在美国有三位医生在为我的失眠想办法，而且失眠是最终要导致抑郁症的，这是我读了很多很多的精神病学和心理学的著作找到的一个答案，现在我希望通过体育锻炼，比如说我练瑜珈功，打坐，这些心理治疗、精神治疗，对我非常非常有效，我练瑜珈以来，第二个礼拜睡眠就有所改善了。

网友：严姐姐，您和张爱玲是否有可比性？您如何评价张爱玲？

严歌苓：我很喜欢张爱玲的作品，但是又觉得很不满足，张爱玲如果像我一样走到西藏去，或者是在山西的原上了望过，我不知道她是不是会写出更大格局的东西。

网友：好作家都是要自杀的，您是否同意这个观点？

严歌苓：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写了很多艺术家和精神病的联系，看到很多的好的作家，比如说海明威等等，都自杀了，但是也并不是说每一个好作家都会走到这条路上。

比如说纳波克夫就没有自杀，也给我们一些好的例子，比较正面的。

网友：在写作的过程当中，您最痛苦的时候是什么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