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半年来又写了三四十篇小文，承篠君的好意说可以出版，于是便结集起来，题上原有的名字曰“苦竹杂记”

。

“杂记”

上本有小引，不过那是先写的，就是写于未有本文之先，所以还得要一篇后写的，当作跋或序，对于本文略略有所说明。

但是这说明又很不容易，因为没有什么可以说明，我所写的总是那么样的物事，一两年内所出的《夜读抄》和《苦茶随笔》的序跋其实都可以移过来应用，也不必另起炉灶的来写。

这又似乎不大好，有点取巧，也有点偷懒。

那么还只得从新写起来，恰好在留存的信稿里有几篇是谈到写文章的，可以抄来当作材料。

其一，本年六月廿六日答南京阳君书云：

“手示诵悉。

不佞非不忙，乃仍喜弄文字，读者则大怒或怨不佞不从俗呐喊口号，转喉触讳，本所预期，但我总不知何以有非给人家去戴红黑帽喝道不可之义务也。

不佞文章思想拙且浅，不足当大雅一笑，这是自明的事实，唯凡奉行文艺政策以文学作政治的手段，无论新派旧派，都是一类，则于我为隔教，其所说无论是扬是抑，不佞皆不介意焉。

不佞不幸为少信的人，对于信教者只是敬而远之，况吃教者耶。

国家衰亡，自当负一份责任，若云现在呐喊几声准我免罪，自愧不曾学会画符念咒，不敢奉命也。

纸先先生《震庚日记》极愿一读，如拟刊行，或当勉识数行。

草草不尽。”

红黑帽编竹作梅花眼为帽胎，长圆而顶尖，糊黑纸，顶挂鸡毛，皂隶所戴，在知县轿前喝道曰乌荷。

此帽今已不见，但如买杂货铺小灯笼改作，便顷刻可就，或只嫌稍矮耳。

其二是十月十七日晚与北平虞君书云：

“手书诵悉。

近来作文别无进步，唯颇想为自己而写，亦殊不易办到，而能减少为人（无论是为启蒙或投时好起见）的习气总是好事，不过所减亦才分毫之末耳。

因此希望能得一点作文之乐趣，此却正合于不佞所谓识字读书唯一用处在于消遣之说，可笑从前不知实用，反以此自苦，及今当思收之桑榆也。”

其三是十一月六日答上海有君书云：

“来书征文，无以应命。

足下需要创作，而不佞只能写杂文，又大半抄书，则是文抄公也，二者相去岂不已远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