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王成两口子怎么可能安心回家干等着，他们早就听说红旗街在不长时间内连续丢了好几个孩子的事，担心女儿会和那些孩子一样，就此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又担心派出所不会再有进一步的搜寻动作，便在邻居的帮助下，连夜找到其他丢孩子的家长，提议几家联合起来，到市政府投诉公安局。

于是第二天一大早，一行人来到政府办公大楼正门口嚷着要见市长，守卫人员告诉他们有什么事情可以到信访办去反映，但他们不肯，便硬要往里闯，结果与守卫人员起了冲突，正好市长车队经过，市长下车了解了具体情况，当即指示秘书把电话挂到市公安局，责令市公安局方面马上接手案件。

孩子的事是大事，市长强调无论手上有什么案子都要先放下，集中警力一定要把孩子找到。

市里把电话打到市局局长办公室，局长在分局开会，是秘书接的电话，这便有了刚刚秘书冒冒失失闯进会场的那一幕。

局长一番命令之后，迅速撤离会场，叶曦和韩印以及胡智国紧随其后。

只用了几分钟时间，他们便从分局赶到市局，十几位失踪孩子的双亲已经等在市局会议室。

局长也是老资格刑侦人员出身，他心里很清楚，年龄由9岁跨度到16岁的儿童失踪案件，绝不是惯常意义上的拐卖儿童那么简单，很有可能在红旗街道隐藏着一名连环虐杀儿童的杀手。

而如今距离首起案件，跨度差不多已经有一年的时间，前几个孩子也许已惨遭不幸，目前最紧要的就是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案子破获，赶得及也许昨天下午失踪的孩子还有活命的机会。

来到市局会议室，顾不得寒暄，局长便招呼孩子家长赶紧将各自孩子的失踪情况，逐一详细地介绍一遍。

所有失踪的孩子都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弟：

最早失踪的是个女孩，叫刘小花，9岁，就读于本市第三小学二年级，于2011年3月16日15点左右离开学校后失踪。

女孩父母在一家家具厂打工，一家三口租住在红旗东街2路汽车终点站以北的棚户区。

2号失踪孩子，男孩，12岁，就读于本市东街小学，于2011年10月22日中午12点左右离开家后失踪，失踪时脚上穿的是一双拖鞋。

孩子父母在木材厂打工，一家三口租住在红旗东街南部的棚户区。

3号失踪孩子，男孩，10岁，就读于本市第二小学三年级，于2011年12月11日上午9点左右送弟弟去幼儿园后一直未归。

他的父母是油漆工，全家也租住在红旗东街南部的棚户区。

4号失踪孩子，男孩，16岁，就读于东街中学三年级，于2011年12月31日13点左右，在向家人说“我出去玩一会儿”

后，就再也没有回家。

他随母亲在本地投奔亲戚，居住在红旗东街2路汽车终点站以南一家叫作“朋友”

的网吧附近。

5号失踪孩子，男孩，年龄10岁，就读于本市第二小学三年级，于2012年1月7日早晨7点左右，离开家里去附近网吧玩一直未归。

他与父母也租住在红旗东街南部的棚户区。

最后一位失踪的是个女孩，叫王虹，年龄16岁，就读于西街中学二年级，于昨日下午4点放学后失踪。

据女孩父母说：他们夫妻在红旗西街做生意好多年了，租住在西街市场附近的棚户区。

他们先前一直把孩子寄养在老家的外婆家，直到年初外婆去世才把小孩接过来一起生活。

不过孩子原来长年生活在偏僻农村，营养跟不上，所以长得特别瘦小，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小两三岁，而且初到大城市，思想特别单纯，怕她学习跟不上，父母便让她留了一年的级，所以现在还在读初二。

……家长们还激愤地反映：首起孩子失踪，红旗街道派出所接到报案，经过一系列寻找无果后，案子便一直悬着，没有对家属有任何交代。

而2号、3号、4号、5号失踪案件，经过了解，几个失踪的孩子都喜欢上网和打游戏，由此派出所和分局刑警队方面认定，几个男孩可能因沉迷网络自愿离家出走或者是去外地见网友了，故只简单备了个案，便让孩子家长回去等消息。

而最后失踪的王虹，由于失踪还未到24小时，故也不予立案。

这是明显的失职行为，几位家长讲述过后，局长代表市局向各位家长真诚致歉，并表示一定会对相关人员和部门进行严肃处理，承诺立即部署警力对案件展开调查。

又经过再三安抚之后，局长安排专车将几位家长送回各自家中等待消息。

韩印本想提议将王虹的父母单独留下问话，可又担心其他家长有想法，便暂时作罢。

与此同时，技术科送来红旗街道区域地图，将与案件有关的各个方位都标记清楚，另外，南陵分局刑警队方面的负责人以及红旗街道派出所所长，已被勒令以最快速度赶到市局。

孩子家长被送走不久，两位负责人便赶到了。

他们俩此时已经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都低着头，喘着粗气，唯唯诺诺地站在会议室门口等着挨批。

局长暴跳如雷，指着桌上的案情记录，咆哮着说：“原本这些东西应该由你们来告诉我，结果现在是人家失踪者家属亲自找上门来，还闹到了市委，我看你们身上这身‘皮’是穿够了！”

“其实该做的我们都做了。”

所长忍不住为派出所方面辩解，“每次接到报案，所里都会派出一定的警力协助查找，就拿昨天的案子来说，虽然不够立案条件，所里也出动了值班民警帮着找了大半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