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乾隆皇帝对甘肃捐监一事起疑心之前，王亶望已经因为其他事情失去了乾隆的信任。

乾隆四十五年（1780），号称中国历史上最能花钱的乾隆皇帝再次南巡。

时任浙江巡抚的王亶望知道皇帝性好挥霍，喜欢讲排场，为了讨好乾隆，不惜花费巨资大修特修楼台殿阁，张灯结彩，备极方物。

其奢侈程度，就连乾隆皇帝看了后也觉得实在过分，特意说：“省方问俗，非为游观计。

今乃添建屋宇，点缀灯彩，华缛繁费，朕实所不取。”

（《清史稿卷三三九》）意思是说我巡视地方是为了来了解风俗，不是来游览观赏的，但却因此而添建房屋，点缀彩灯，如此繁华的装饰，这是我实在不能接受的。

王亶望见到皇帝斥责，急忙说这是嘉兴知府陈虞盛所为，陈虞盛为此被免职。

然而，千万不要以为乾隆皇帝真的就是希望节俭，他表面上训斥告诫了王亶望，内心其实很高兴，以王母邓氏年逾八旬为由，下谕赏赐御书匾额及大缎二匹、貂皮四张。

不巧的是，邓氏刚好在这年八月病逝。

按照清朝制度，王亶望该回家乡山西丁母忧三年，但他不甘心就此离开浙江巡抚的肥差，于是借口要督建海塘工程，上疏请求治丧百日后留在杭州海塘效力。

乾隆皇帝允准，但王亶望也因此去职，浙江巡抚改由李质颖担任。

不久，李质颖与王亶望在海塘事上意见不一，李质颖便上书弹劾王亶望“有家眷不回原籍守孝”

，意思是王不让妻、子还乡奔母丧，同时还揭发了王亶望办理海船事务时大肆收受商人贿赂并接受他人馈送婢妾一事。

乾隆皇帝得知后甚为重视，派大学士阿桂等人调查。

王亶望当然矢口否认，而李质颖拿不出真凭实据，承认所奏不过是得自传闻。

于是，乾隆皇帝对此案最后的结论是“王亶望尚无情弊”

，不过是李质颖与王亶望不和，有意滋事。

李质颖也由此被召回京城，浙江巡抚改由闽浙总督陈辉祖兼任。

显然，此时此刻，乾隆皇帝还是信任和偏袒王亶望的。

转眼到了乾隆四十六年（1781）正月，乾隆皇帝派大学士阿桂赴浙江查勘海塘工程。

阿桂发现了杭嘉湖道王燧和原嘉兴知府陈虞盛贪纵不法、虚报经费的情况，立即上疏揭发。

因为王亶望任浙江巡抚时，王燧、陈虞盛均为其亲信，乾隆皇帝敏锐地意识到王亶望也脱离不了干系，下令逮捕王燧严审，尤其要查清王亶望与王燧有无“交通情事”

。

王亶望得知后十分恐慌，急忙自请罚银五十万两，充做修建海塘公费之用。

乾隆皇帝答应了王亶望所认罚银，但对如此巨额银两的来源十分怀疑，密令阿桂严加查访。

阿桂自然想不到这些银子大多是王亶望任甘肃布政使时贪污的赃款，只在浙江调查，因而查来查去，始终找不到有力的证据。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甘肃发生了回民苏四十三的起义，天下人包括天子的视线立即转向了甘肃，王亶望的危机暂时解除了。

只是这位能事之藩司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甘肃连日的大雨以及甘肃布政使王廷赞捐四万两白银做军饷将会将他连带扯出。

乾隆皇帝看出破绽后，立即传谕当时正在甘肃的大学士阿桂和署理陕甘总督李侍尧暗中调查甘肃捐监一事，据实汇报。

阿桂和李侍尧很快就查出了甘肃捐监从一开始就是改收粮为折色收银的事实。

时在承德避暑山庄的乾隆得知后，感觉长期受到了蒙蔽，十分震怒。

精明的和珅见甘肃捐监即将出大案，便抢先向乾隆皇帝奏称说：“王廷赞莅任甘省藩司（即布政使）有年，其家计充裕，即使再加捐数倍，亦属从容。”

意思是说，王廷赞担任甘肃布政使有几年了，别说捐四万两军饷，就是再多几倍，也能轻松拿出来。

此话十分阴险，前面提到过，清朝官员俸禄微薄，四万两白银已经是巨额钱财，和珅的潜台词自然就是王廷赞有偏门捞快钱。

乾隆皇帝听了，竟然没有凛然发作，而是一面派人到甘肃召王廷赞到行在热河晋见，再命阿桂和李侍尧务必严查甘肃捐监一案；另一方面，又命闽浙总督陈辉祖查讯时在浙江的王亶望。

此时，因甘肃回民起义被革职的前任陕甘总督勒尔谨已经被押解到京师，留守京师的大学士英廉奉旨提讯甘肃收捐监粮一事。

不料勒尔谨早有一套说辞，称：“我最初奏请恢复捐监粮时，并无折色收银一事。

后来风闻有折色之说，也问过当时的布政使王亶望，但王称并无其事，于是我信以为真，没有再过问。

一直到王廷赞继任，发现了问题，才告诉我王亶望在任时一直是私收折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