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五十一年（1712）十月初五，科场案案发一年后，穆和伦、张廷枢将三审结论奏上：主考左必蕃纵容舞弊，革职查办；副主考赵晋，同考官王曰俞、方名因受贿判斩立决；程光奎、吴泌等生员贿买考官，骗取功名，分别拟绞或枷责；两江总督噶礼卖举无迹，但审案不力，该受切责；江苏巡抚张伯行捕风捉影，诬劾朝廷重臣，当革职论处；噶礼参张伯行各款“俱实”

，免议。

这一次的结果可谓煞费苦心，表面做足了文章，公开处置赵晋、王曰俞、方名等一干查有实据的考官、举子，为江南士子出了一口气。

看起来，似乎比前任钦差要厉害得多，但在互参案上，一如他们的前任张鹏翮所奏，称噶礼与舞弊案无关，张伯行所参噶礼各款“皆虚”

。

已经被免职的张伯行倒是依旧无所畏惧，又上了一道奏折，说：“科场舞弊只惩从犯，不惩首恶，难抚江南人心。

朝廷王法不治枉法封疆大吏，此风若长，大清朝刑律将名存实亡。

我张伯行革职事小，朝廷安危事大，请陛下再派贤臣重新审理。”

康熙皇帝看了三审的结论和张伯行的奏章后很是感叹，说，“张伯行居官清正，天下之人无不尽知，允称廉吏，但才不如守，果系无能。

噶礼虽才具有余，办事敏练，而性喜多事，并未闻有清正之名。

伊等互参之案，皆起于私隙，听信人言所致，诚为可耻。”

但他也知道科场案到了这个时候，已经完全变成了满汉大臣之争，即使再追究，也不会有什么结果，所以没有应张伯行的要求再派钦差审理，只是下令九卿、詹事、科道就穆和伦等所审的结果进行讨论，这就是所谓的四审。

四审之前，康熙皇帝特意召见相关官员，说：“伯行居官清廉，噶礼操守朕不能信。

若无伯行，则江南必受其削几半矣。

此互参一案，初遣官往审，为噶礼所制，致不能得其清；再遣官往审，与前无异。

尔等能体朕保全清官之意，使正人无所疑惧，则海宇升平矣。”

（《清史稿》）然而，议奏的结果是：噶礼、张伯行二人不思和衷协恭，互相讦参，有失大臣体统，都应撤职。

最后还是康熙皇帝下旨：噶礼著革职，免于严查深究，由漕运总督赫寿接任两江总督；张伯行著革职，但留任江苏巡抚。

这样，这桩轰动一时的江南科场案最终以互参案了结。

而本已经被从轻处理的噶礼并没有就此安分守己，他恼怒母亲曾经在皇帝面前替张伯行说话，与弟弟色勒奇、儿子干都勾结，暗中在母亲的食物中下毒，想害死母亲。

东窗事发后，被怒其不争的康熙皇帝赐令上吊自尽，色勒奇、干都也被斩首。

又传说噶礼自尽时向监绞官行贿，因此还没有气绝就被放下来装入了棺材。

噶礼躺在棺材里等了半天，也不知道时日，实在不耐烦了，便开口问道：“我可以出来了吧？”

谁知道监绞官还没有走，棺材周围还有一些人，看到噶礼突然坐起来，无不骇然。

监绞官生怕受贿事泄，于是上前一斧将噶礼劈倒，连同棺材一起烧了。

康熙五十二年（1713）正月二十六日，江南科场案中最后处置结果下达。

相关人物安徽巡抚叶九思已经病故；副主考赵晋，同考官句容知县王曰俞、山阳知县方名斩立决；举人吴泌、程光奎，合谋者俞继祖绞监候，秋后处决；主考官左必蕃失察革职；请人代笔者徐宗轼、夹带作弊者席玕照一并枷责。

然而，奇事还没有结束。

赵晋在处斩的头一天，忽然在狱中病死。

一时间，谣言哄传。

有人说赵晋是上吊自杀了；有人说赵晋好友王式丹杀死一名乞丐，将尸体藏在肩舆（轿子）中，入狱探望时偷梁换柱，以死丐冒充赵晋，而赵晋本人则攀着绳子逃出大狱；还有人说那具尸体就是王式丹的仆人张大。

张伯行听说后赶来验尸，发现尸体确实不是赵晋，于是上奏康熙皇帝说：“尸体与赵晋状貌不符，赵晋生死难明。”

康熙皇帝曾经命张伯行等人在苏州审讯王式丹，株连多人，但也没有什么结果，而赵晋逃走后，“通缉多年无获”

，最后连王式丹也被无罪释放。

求取功名的科场素来是士子文人的角斗场，布满了荆棘。

至此，这场轰动一时的江南辛卯科场案在经历一年多的审理后，最终以轻描淡写的处理方式落下了帷幕，虽然许多隐情尚未弄清，但康熙皇帝也不想再弄清了。

不过，比较而言，康熙辛卯科场案远不及顺治丁酉科场案那般腥风血雨，这也正是时局从顺治朝到康熙朝已经走向稳定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