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ldo;都会简讯&rdo;专栏，我看到鲍厄里区有两个流浪汉在阿斯特广场地铁站大打出手，为的只是他们中一人在垃圾桶里找到的一件衬衫。

其中一个用八英寸长的折叠刀将另一个刺死。

死者五十二岁，凶手三十三岁。

我想，要是这件事不是发生在地铁站，那报纸是否还会报道。

他们在鲍厄里区的廉价旅馆里互相残杀已不足为奇了。

我继续翻阅报纸，仿佛在找什么，那种朦胧的预感仍萦绕不去。

我微微觉得有些宿醉未醒，但又提醒自己昨晚并未喝酒。

这是我戒酒的第八天。

我走到银行，把五百元报酬中的一些存进户头，剩下的换成十元和二十元的小额钞票。

我来到圣保罗教堂，想赶紧捐掉那五十元。

但那儿正在做弥撒。

我又来到第六十三大街的基督教青年会，结果听到最沉闷的演讲。

我觉得这位演讲者把他自十一岁起喝的每一杯酒都提到了。

他以一种单调的声音足足嗡嗡了四十分钟。

会后，我在公园坐下，在路边摊上买了一个热狗吃掉。

三点左右，我回到旅馆，打了一个盹，四点半左右再次出门。

我买了一份《邮报》，拿着它拐过街角走进阿姆斯特朗酒吧。

买报纸时我肯定瞟见了大字标题，只是没有在意。

我坐下来点了一杯咖啡，然后看第一版，那条新闻就在那里。

《八百万种死法》　第二部分

应招女郎被剁成肉酱（1）

&ldo;应招女郎被剁成肉酱&rdo;，标题写着。

我知道有可能是她，但也知道可能性不大。

我闭上双眼，静坐了一会儿，两手紧握报纸，试图完全通过意志的力量来改变这个故事。

颜色，她北欧式眼睛的湛蓝色在我紧闭的双眼中闪过。

我的心紧缩，喉咙深处再次隐隐作痛。

我翻开那该死的一页，果然第三页上就有我预感到的内容。

她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