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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领域里面的工作,包括我们如何能够以最佳方式培训人们,让他们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时时提防自己,降低使自己成为犯罪受害人的机会。
我还会继续为一些公司和其他机构提供自己的咨询,告诉他们如何对威胁产生
反应,并组织他们的保安措施,使其达到最佳效果。
我从来都没有忘记阿比&iddot;汉弗
雷的绑架案,因为女王医疗中心的监控摄影机的定位极不科学,它们提供的照片成
为那次调查活动当中最有毁灭作用的一个因素。
它的质量也很差,根本都没有什么
用途,但是,就这些东西是否应该扔掉,或者是否应该装在公众看得见的地方的问
题还产生了激烈的辩论。
最值得注意的是,从那家医院最容易受到攻击的部分却无
法取出那个&ldo;护士&rdo;的照片,而那个地方往往是风险最高的。
我还记得亨氏婴儿食
品案,当时,心理学建议证明在确定警方调查反应方式时起了关键的作用。
从研究的角度看,我们知道是什么东西促使一些人去杀人的,因此必须找到一
些方法来利用这种知识,并在事件发生的中间就阻止他们。
这种紧迫性在登布莱因
小学可怕的扫射案中得到最强烈的支持。
根据我所掌握的跟托马斯&iddot;汉密尔顿有关
的少数材料,我都可以看出,已经有足够多的早期信号表明:&ldo;让我们夺掉这个家
伙手中的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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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是说那样的杀人行动就一定能够逆转。
哪怕没有枪,汉密尔顿先生也有
可能找到别的办法来杀死登布莱因小学的那些孩子,但是,正如后来的事实一样,
他手上有这么一件凶器,夺掉他的枪之后,至少发出这样一个信号:已经有某些事
情不大对劲了。
1992年6月,我为内政部完成了《罪犯心理描述国际评估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