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伦敦所见到的敦煌俗文学，内容大概，略如上述。

所惜者自己非&ot;敦煌学&ot;专家，只能草率地记录一点。

关于敦煌俗文学的真价，现在还不能下何种断论。

说到思想方面，自然受佛教的影响最大，表现得最浓厚，如上举的《叹百岁诗》，就是一个好例。

更进一步地去考察，这种俗文学的策源地，原来就是寺院。

唐代的佛寺，实在是一个大市场。

钱易《南部新书》曾说到长安戏场集于青龙、慈恩两寺；至于寺僧兼营高利贷的营生，不仅有现存许多文件可作证明，唐人小说杂记中也屡见不一见。

唐代寺院中有一种名为&ot;俗讲&ot;的，甚为风行。

&ot;俗讲&ot;约略相当于宋代的说平话，此中高手以文溆法师为最有名，日本僧圆仁大师游学长安，即曾亲炙风采。

据时贤考证，这种&ot;俗讲&ot;的&ot;话本&ot;，大约就是《目连变》一类的东西。

敦煌所有俗文学的来源既然如此，其所表现的思想之近于佛教，那是丝毫不足为奇的。

不过从中国俗文学史的立场来看，鄙意以为敦煌发见的俗文学材料，对于中国俗文学的演进，至少有两点贡献。

第一是题材方面。

南宋说话人分四科，有所谓讲经说史之类。

而敦煌发见的俗文学内容甚为繁复：以佛经为主题者，有《目连变》、《八相变》、《降魔变》，以及记维摩诘故事的长篇伟著；以历史为主题者，有《汉将王陵变》、《季布骂阵词义》，以及记伍子胥故事的小说；此外取材于相沿的传说，民间的小曲者，不一而足。

不仅南宋说话人的分科，在这里已具有规模，所取的材料也上自佛经史传，下至乡里琐闻，无不信手拈来，收入笔底。

为宋以后写小说杂剧传奇的人，预先展开一片广漠的新土；这真不是一件可以忽略的史实！

第二是活的辞汇的收集。

宋以后的俗文学，无论是就诸宫调、杂剧、传奇，或者是小说而言，其所以能别焕异彩，为中国俗文学史上创一新纪元者，自然原因甚多。

据我的浅见，其中最大的一个原因，应当是由于采用一种活的语言作描写的工具。

但是用活语言作描写工具，绝不是变戏法一样，可以一下从无中生出有来的，其间一定要经过相当的准备的时期：一方面作收集网罗的工夫，一方面作提炼抉择的工夫。

敦煌发见的俗文学材料，正是这一种情形的表现。

即就《太公家教》来说，这本算不得文学作品，但是其中所有的谚语格言，大约在宋以后的戏曲小说里边，总可以找出不少的影子来。

王梵志的诗也是如此。

至于《目连变》之类，有一大部分都是当时日常的语言。

因为有了这种的预备工夫，搜集抉择了日常通用的辞汇，后来的小说戏曲才能取用不竭，左右逢源。

所以从历史的眼光看来，敦煌俗文学的本身不仅自有其价值，即就中国俗文学史的演进而言，这一个阶段也是必不可少的。

民国二十六年一月二十九日草于英京

（见《新中华杂志》第五卷第十三号页一二三--一二八，一九三七年七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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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5节：记伦敦所藏的敦煌俗文学（5）

7龟兹苏祗婆琵琶七调考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