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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第2页）

可是袁文薮离开日本以后，就一直杳无消息，本来他答应到英国后就写文章寄去，结果不但没有文章，连通信都不曾有过一封。

这是《新生》运动最不利的事情，在没有摆出阵势之前，就折了一员大将，不，这还是顶得力的一员大将哩。

可是《新生》却似乎没有受到什么影响，还是默不作声的筹备着。

在这以前，朋友中间还有时谈起，所以有人便开玩笑，说这是新进学的生员，但自从袁文薮脱走以后，这个问题便冷落起来了，至少对外是如此;剩下的我们三个人却仍旧是那么积极，总之是一点都没有感到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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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能算什么打击，此后两人把精力都转移到翻译上去，成就便显示出来了。

说起翻译，在周氏兄弟一生中，一直占着很大比例，所耗精力亦多，差不多都用了自己大半生的时光。

坦率说，翻译是件苦役，远比创作影响弱小。

但两人偏偏对译介发生兴趣，且忠贞不渝，这在现代作家中并不多见。

可以说，二周的文学活动，始于创作，从译介外国作品过程中，启发自我，开导世人，在他们看来，是双收获。

那时的中国，第一要务乃精神启蒙，启蒙的工具，只能来自异邦。

但为什么不先选择哲学、社会学书籍为译介对象，而恰恰是小说呢?想起来，还是文学救国、精神救国的意识使然吧?鲁迅与周作人的译介工作，一开始就有很强烈的目的性，所选择的作家，大多为弱小的落后民族，很少趋时文人的或大作家的作品。

这种价值选择的尺度，可见出他们那时的心态，大约是希望从相同命运的被压迫民族的苦境中，找到一种文化的互证。

这是很不轻松的工作，两人译得很苦，周作人有时倦怠偷懒，便遭致兄长的训斥，不敢有松懈之心。

周作人是喜爱有情调的艺术作品的，但鲁迅却很注重精神性的东西。

他领着弟弟译书，不太受日文译界的影响，学了德文，又不去啃显学著作，例如歌德的作品集，而是通过德文，了解东欧弱小民族的世界。

周作人深深感到了哥哥的选择，他的主观性很浓，他已有了较坚定的主张，世风怎样吹，与他均无影响。

其时，日本的改革可说是见成效了，文学也有成就，可鲁迅除了对夏目漱石有些好感外，对日本文学，几无兴趣。

这种态度，与弟弟显然是有别的。

他们最早合译的《域外小说集》，虽然周作人的译文占一多半，但从篇目的选择上看，显然受到鲁迅的支配。

从异国的精神之海取来有益的养分，旨在疗救国人的饥苦，这确乎是具有民族使命感的人才会有的人间情怀。

林纾当年的翻译，曾影响过几代人，但其价值，并不像鲁迅那样高，倘若翻阅先生那时的译文，你是不能不为其苦苦的追求而深受感动的。

鲁迅那时是很喜欢科幻小说的，所以他最初选择的翻译对象，还有科幻作品。

法国作家儒勒&iddot;凡尔纳的《月界旅行》、《地底旅行》是他最初的译作。

这些充满幻想的小说，与鲁迅求学时的爱好正好相吻合。

他觉得中国一向缺乏科学精神，也没有以科学为内容的艺术，科幻小说的出现，对中国人无疑是新鲜的事物。

它不仅可增长知识，激发想像，对国民性情的陶冶也多有益处。

周作人的翻译，与鲁迅多有不同，对科幻作品远不及鲁迅那么热心。

他选择了英国的哈葛德、安特路朗，俄国的托尔斯泰，波兰的显克微支，匈牙利的育珂摩耳等人为对象，对这些人的一些作品，进行了较认真的译介。

这其中，鲁迅也用力不少，帮助弟弟润色文字，并为有的译本作序。

这里值得纪念的是，1909年两人合译的短篇小说集《域外小说集》一、二册，在东京正式出版。

小说收有俄国的契诃夫、迦尔洵、安德来夫，波兰显克微支，芬兰哀禾，英国淮尔特，波斯尼亚的穆拉淑微支等人的作品。

该书译笔已显出两人的才气，虽然文风不同，业余时间的爱好也有差距，但至少在这次合作中，可看出彼此情投意合的一面。

许多年间的兄弟友情，差不多都留在了这两本译著中。

那无数个不眠之夜，那些寂寞而紧张的时光，在这两册书中变成了永恒。

《域外小说集》销路并不好，但在中国翻译史上，是殊可纪念之事。

此书出版不久，日本东京的一家杂志《日本及日本人》第508期，对此事进行了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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