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一朝，当时人固以为盛世，嘉、道时人亦尝缅怀。

自叹身处衰世的龚自珍未能免俗，曾作诗咏怀：

&ldo;寥落吾徒可奈何，青山青史两蹉跎。

乾隆朝士不相识，无故飞扬入梦多&rdo;；

乾隆朝不啻是自珍梦中的盛世。

然自後世史家看来，乾隆一朝，盛则盛矣，而其衰败之迹实不可掩。

钱穆总结出四条原因，以此解释乾隆中叶以後为什么会转入衰运，略谓：

&ldo;帝王精神一代不如一代&rdo;

高宗好大喜功，不如胤禛之励精图治；而胤禛刻薄，又逊于玄烨之宽仁。

乾隆朝之所以後来居上允称盛世者，不过因国库之富远迈前代而已。

康熙末，户部库存八百馀万两；雍正末，增长到二千四百馀万；而乾隆末，则增至七千馀万。

此论清帝之才能品性，一蟹不如一蟹，自是实情；然窃谓此条须补充说明，方称圆足。

假设‐‐历史固无庸假设，为求说理明白，故不得不如此‐‐高宗之精力至老不衰，高宗之勤政至死方休，高宗之宽仁克绍其祖，则乾隆一朝当继承并发扬康、雍两代的规模，渐臻于政治清明、财务健康、国防稳固、文化发达的太平盛世。

此一假设，并非基于过度强调重要人物的&ldo;英雄史观&rdo;，而是建立在具体史实上的审慎判断。

康熙一朝，撤藩，取台湾，治黄河，绥服蒙古、西藏，尊道学，重艺术，兴文教，文治武功，大有可观，清代盛世之意识形态与国防建设的基础，即奠定于此一期间。

雍正一朝，有鉴于康熙晚期为政过于宽厚以致朋党大兴、贪风大炽的教训，乃汲汲于综核名实，刷新政治。

&ldo;自古勤政之君，未有及胤禛者&rdo;，而始终如一，久且不衰。

其所措施，对接踵而来之盛世最具意义者，则有二事：一为并地丁、停编审，一为定火耗、加养廉。

前者确保中央财政收入不致因地方官的蒙混而受到损失，後者将地方官吏的灰色收入集中起来加以管理，提高全体官吏的俸禄水平，同时减轻了民众的杂费负担。

因此，雍正中期以後，在最低限度与民争利的前提下，国家财政增收幅度加巨，从而为乾隆朝的&ldo;财政奇迹&rdo;奠定坚实基础。

爱新觉罗弘历何幸，天赐如此佳祖、父，留下一幅大好江山，供他着锦添花，居然坐享盛世，号为令主？然若以前文假设之盛世作为评判标准，则知吾人今日所见之乾隆盛世，实在是名不副实。

若是真正的盛世，怎么会出现这些情形：广泛的官僚腐败，全体的士风颓丧，巨大的财政亏空，遍地的民众暴乱？这个疑问，似非简简单单一句&ldo;帝王精神，一代不如一代&rdo;所能回答。

郑鹤声尝论高宗之&ldo;治事精神&rdo;，谓：

&ldo;高宗英武睿明，善承绪业，继康、雍二朝之馀烈，国内太平，乾隆六十年中，武功文治，并臻极盛。

凡其所为，皆为开创而兼守成之事业，故高宗功业虽为康、雍以来休养生息之结果，实亦由于自身之励精图治、发扬光大之力也&rdo;；

这是後人的揄扬，高宗自己亦对之无愧。

他奉&ldo;为政之道莫先于勤&rdo;为座右铭，律己律人，尝屡责群臣贪睡晚起，贻误公事：

&ldo;凡朕御门听政，辨色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