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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藩者,吴三桂、尚可喜(子之信)、耿精忠也。
如前所述,满洲入关,旗兵不过十八万,所以能够定鼎中原、建立新朝,盖精于利用汉人,其术有以致之也。
其术有二:一是以汉人招降汉人,此即新设绿营的原因;一是以汉人与汉人战,令旗营压阵,而绿营前驱,以致每战每胜,终于扫清南明馀氛。
而为王前驱之汉人中,最具实力与功勋者,则为三藩。
康熙十二年末,吴三桂反。
明年三月,耿精忠反。
不一年,尚之信亦反。
&ldo;于是,诸藩之毒尽发&rdo;。
藩,相当于後世之军阀;军阀没有不闹事的,藩亦无不怀反心者。
此事与藩王、军阀之人品、学问、德行无关,而与制度有关。
中央集权制度中,本就不应出现藩王、军阀这些东西;藩王、军阀,只有在松散邦联型的国家中才有存在的合法性。
一国之权,其大者无非外交、军事、财政三端,中央集权国家所集之权,亦以此三者为要。
而藩王、军阀牢牢把持属地之军事、财政,甚而自行外交;若放任自流,则是国中有国,浸久且将俨然为敌国,明显不符合建立中央集权国家的初衷。
今世有宏大构想,称一国两制,其创造性、突破性无庸置疑,然其终不合乎中央集权国家之原则,亦毋庸讳言。
当吴三桂未反前,清廷曾议&ldo;撤藩&rdo;,时方弱冠之年的玄烨就说了:&ldo;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制之可也&rdo;。
果不其然,一句撤藩,逼得吴三桂不得不立即造反。
不过,在深谙国家体制的玄烨看来,吴三桂迟早要反,他不反,子孙也要反,待到他韬光养晦、养精蓄锐之後再反,不若促其在立脚未稳、根基不固时造反,收拾起来反而容易一些。
读者看吾国史书,新开之国,往往不顾百战之馀的疲惫,先不急于休养生息,而务必将境内残敌、边疆祸薮剿灭无馀,方肯罢手;此与康熙朝的迫藩造反,是一个道理。
这种做法,全是基于军事上的考虑。
军队要保持战斗力,最好的办法就是经常打战,&ldo;养兵千日,用于一朝&rdo;云云,其实不太可靠。
流汗哪能和流血比呢?譬如足球训练,以赛代练可行,一味只练不赛则不可取,长期集训制终不如经常联赛制能锻炼人才,就是这个道理。
开国不久,一日不去隐患,则一日不得安生,与其姑息养成未来之大患,不如趁着军队尚有馀力,先下手为强。
要知道,此时所对之敌也处于久战之馀,来不及休息;你觉得自己不行,他还更没信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