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元年，加封孔子，行科举。

明年，定祭孔之例。

顺治三年，以满文翻译明朝的《洪武宝训》（即朱元璋语录，是明代的&ldo;祖训&rdo;），世祖御制序言，颁布天下，表示要与天下共遵明代的祖训。

这些举动，不啻象征满洲已向华夏历代开国之君看齐，要继承由秦、汉以来延续至宋、明的&ldo;正统&rdo;，而不是像一些&ldo;夷狄&rdo;势力那样，仅仅试图用武力去颠覆华夏传统。

近代以来关注政治制度的史家，如钱穆、雷海宗等，曾说过，二千年中国的政府权力（或曰政治上的主流意见）在大部分时间实都由士大夫群体掌控，绝非简简单单一句&ldo;独裁&rdo;（君主专制与独裁大有区别）可以概括。

钱穆甚至说，中国的传统&ldo;一向是偏于法治&rdo;的，中国社会亦&ldo;早已是一个平等的社会&rdo;。

法治、平等云云，可以讨论；士大夫治国则是极有见识的判断。

自陆贾对刘邦说了一句&ldo;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rdo;，历代有识帝王无不心领神会，认识到&ldo;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rdo;这种无赖态度是行不通的，于是，不管是旧贵族还是小流氓，只要打了天下，九五之尊都不得不与熟读诗书的士大夫们&ldo;共治之&rdo;，而不敢但凭一己私意任性胡来。

而士大夫之所以成为中国历史上一种最主要的政治势力，则在于他们不但在制度建设上具有专家的技能，而且能够集体出状证明政权的合法性。

他们之所以能够提供合法性，则在于他们所遵信的儒家之道。

对于儒学以及儒学代言人‐‐士大夫在制度化和合法性方面所起的作用，孟森有一句极精辟的评价：&ldo;中国历代草昧时之陋态，经儒家以六经为标帜，以孔子所举之尧、舜为归极，乃渐入于国家之正轨，此所以为万世师表也&rdo;；世祖开国即引入儒学，无疑就是对这个评价的赞许。

当然，此应归于摄政王多尔衮，盖世祖时尚年幼，军令政令具出诸多尔衮也。

多尔衮于&ldo;草昧&rdo;之时，即究心于意识形态，并在军国大事上坚决贯彻儒学原则，其见识远高于当时诸公矣。

多尔衮虽于身故後被世祖打倒，到了高宗（乾隆）朝，还得为他平反昭雪，此亦其光辉终不磨灭之一证。

儒学对满清立国及其八旗制的影响，既已略述，然八旗制之式微变质，犹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

清军入关，初期兵力自以八旗兵为主，但是，时间一长，地域更广，则区区十八万旗兵，实在不敷调用。

要逐一追剿明帝後裔在南方建立的流亡政府，要维护各占领区的社会秩序，防杜民间骚乱，非有更多兵力不能为功，于是，绿营兴焉。

然欲述绿营，先得介绍汉军。

汉军者，何谓？曰：汉人组织而成之旗也。

入关前，明军中向满洲投降的汉人，自成牛录，不与满人混同，满语称为&ldo;乌真超哈&rdo;（其意为重兵）。

清太宗秉政初期，将汉人牛录编为一旗，後因归顺汉人数量渐增，遂于崇德七年分编为八旗。

至此，清国武装力量便分为三大支：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

前谓十八万旗兵，则包括满、蒙、汉共二十四旗言之。